我国反腐倡廉研究范式转换与有效性提升.docVIP

我国反腐倡廉研究的范式转换与有效性提升 　　摘要：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实效性与反腐倡廉研究范式的转换息息相关。我国传统“结构―制度”范式关注反腐倡廉研究的应然性、规范性、普适性，成为长期反腐倡廉进程中的普遍选择模式，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传统范式由于自身的局限，未能呈现出与时俱进的理想图景，对实践中出现的诸多事实或现象不能进行有效解释。“过程―事件”范式则关注反腐倡廉研究的实然性、实证性、特殊性，较好地弥补了传统研究范式的不足，是一种值得尝试的、有效的新范式 关键词：反腐倡廉研究；“结构―制度”范式；“过程―事件”范式；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2-0058-04 自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范式”概念和理论进行系统阐释以来，“范式”一词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也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每个学科都有关于范式的研究和思考。在反腐倡廉研究领域，笔者试图在对传统反腐倡廉研究范式进行归纳的基础上，分析其中的优势和不足，探寻新的研究范式，以期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研究 一、反腐倡廉研究的传统范式：“结构―制度”范式 在反腐倡廉研究过程中，曾出现过“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法制反腐”等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尽管它们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对反腐倡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都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型或模式，即“结构―制度”范式，并以此确立了反腐倡廉研究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框架。这种研究范式重点关注法律规则、道德规范、制度体系及其在反腐倡廉中的结构、效应和价值，具有以下特点： 1.侧重研究反腐倡廉的应然性。所谓应然，是指事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结构―制度”范式所关注的应然状态，即反腐倡廉要从何处着手，所要达到的理想图景是怎样的。在这种研究范式下，研究者一般运用“只要……就”的思维方式，认为只要建立起“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科学”的反腐倡廉机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目标就自然能够实现了。我国传统的反腐倡廉思想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强调德政为主，崇尚以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来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在西方，孟德斯鸠曾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1]他的“权力制约权力学说”成为后来西方反腐倡廉的制度基础，在一些政府制度设计中得到较好贯彻，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性要素也应运而生。除此之外，一些流派还从不同角度出发，论述了各自的主张，如新制度主义认为腐败与制度和结构因素相关，要从权力制衡和制度设计入手，织密制度之网，制度反腐才是解决当前反腐败成效欠佳的正确之路。[2]新经济社会学认为，社会的腐败程度与信赖及道德规范相关，只要提高社会的信任度和强化道德约束力，就能减少腐败。[3]人本主义则从人本身的目的出发，回答了反腐倡廉“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4]在这些研究中，他们都遵循“结构―制度”的分析范式，把法律规范、道德习惯、社会力量、制衡体制看成是反腐倡廉的基本条件，认为在这些必要条件下，就能产生“廉政”的必然“结果” 2.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法。规范分析，即社会是如何研究和处理问题的。“结构―制度”范式研究中所用的规范分析方法，以一定的价值导向作为基准提出反腐倡廉的标准，并以此作为处理腐败问题和制定反腐政策的依据，探讨如何才能符合既定标准。在这种分析范式下，侧重从反腐倡廉法律规范、权力结构、伦理规则以及思想教育方式等诸因素入手，构建多层次的反腐倡廉制度规范体系，旨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规范分析法认为，出现腐败的原因在于法律规则和制度规范的缺失，当务之急就是要直面缺陷，研究诸如“制度虚置、制度短板、制度离散、制度冲突、制度盲区”等问题，[5]进而开展“制度反腐”。一些学者在分析如何进行反腐倡廉时，还习惯于从法规、规章以及监、防、控、惩四项机制等寻找原因，认为只有创新这些体制、法制、机制才能遏制腐败。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构建以制度反腐为核心的反腐败范式，通过反对领导干部特殊化、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健全党政纪检监察机构及法规制度”探讨反腐倡廉的应对策略。[6]在规范分析法中，总体上偏向于在既有制度结构体系内，考察制度体制的巩固和延续问题，把反腐倡廉寄希望在强化制度合力形成、增强制度刚性执行力以及加大制度制裁力度等普遍性规范之上 3.突出强调研究的普适性。普适性是指事物普遍适用于同类对象的性质。“结构―制度”范式研究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倾向，它给人们的行为划定了一个明确的选择空间，使人们在给定的空间内明确自己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既定规范和制度；无论是我国反腐倡廉的儒家伦理传统，还是西方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倡导的”三权分立”制度；无论是当前从事政策制定的政治界，还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界，他们在论及反腐倡廉建设的时候，都十分注重强调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