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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少事法之演进脉络与改革趋势 　　摘要：我国台湾地区少事法立法与修法的脉络演进，从历史维度考察，其基本理念演变，经历了从最初“以教代罚”到“以罚为教”，到“宽严并济”、“教罚并重”，再到今日“福利与保护优先”。从实证维度分析，当前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发生率仍呈上升趋势，少年犯罪诱因呈特殊化与多样化，及其配套措施的局限性：紧缺的司法资源，处遇措施的单一化，缺乏科学的少年处遇风险评估机制等问题。何为少年司法体制改革方向，即在后现代少年福利与保护主义新思潮下，建构少年司法的专业化之路，形塑多元主体的个别化与多样化处遇方式，以期对我国少年司法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关键词：少年事件处理法；少年刑事案件；保护事件；犯罪成因；保护主义；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124-007 一、背景与方法：问题意识 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以下简称“少事法”）从1957年草案完成，到1971年正式公布施行，近60年的时间中历经八次修订，其立法与修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少事法立法目的从最初“以罚代教”到今日“以保护代替监禁，以教育代替处罚”，即“福利与保护优先”的理念。从学理层面而言，少事法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适用于一般少年的犯罪案件和虞犯事件的处理法，是强制成文法，同时也兼具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性质。[1]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少年刑事案件仍呈现上升趋势，主要集中于少年违法使用毒品、盗窃、校园性侵害和性骚扰等案件，其中从2008年开始少年毒品案件大幅增加。[2]本文采用历史文献回顾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其中，量化研究以历年司法统计数据和实地考察采集的信息为基础，质性研究以立意抽样方式搜集素材。兼从历史文献回顾维度，探究我国台湾地区少事法起草、修法的演进脉络，从实证维度解析少事法实施现状与问题，及少事法的最新改革趋势，以期对我国当前少年司法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二、少事法之立法沿革与修法脉络 （一）1955年以前依附于刑事司法体系：以教代罚 我国台湾地区在少事法正式实施之前，少年事件相关的法律规范，少年刑罚等实体方面的内容规定于刑法，而少年案件刑事程序方面的内容，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比如，1935年我国台湾地区颁行的《中华民国刑法》第18条规定：“查未满十八岁之人犯罪，或者不罚，或者减轻其刑。”[3]其后，“司法行政部”（1）颁布并修正了审理少年案件应注意事项，包括：一方面，规定法官和检察官必须考量少年的特殊性。调查上应采取较温和的方式，注重考量少年的综合因素；审判时应尽量保护少年、避免其曝光，审判内容必须考虑少年的责任程度，而决定宽减其刑。另一方面，在刑罚执行上，规定对少年犯的行刑机构及措施。例如，特设少年监狱、增加对少年适当的思想教育等。可见，在少事法正式实施之前，虽然已经注意到少年事件本质上有别于普通刑事案件，秉持着“以教代罚”理念，但在少年事件处理程序上仍然是依附于刑事司法体系，以纠问式审判为主，尚未形成独立少年事件处理程序之雏形 （二）1955―1971年少事法草案的修订：从保护主义到教罚并重 少事法草案最初名称为“少年法”，由1955年“司法行政院”首次提出，体例上参考当时的日本少年法。少年法立法的基本原则是“少年宜教不宜罚”，其理念最集中体现在侦查、审判及帮教程序，具体为：首先，在询问调查程序中秉持保护先行和全面调查的理念。其次，在审理程序上保护代替严惩，以保护处遇为原则而以科处刑罚为例外。再次，在帮教程序中，少年法院配置专门的观护人或少年调查官，帮助少年犯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4]可见，少事法草案制定初期采用“少年宜教不宜罚”的立法原则，充满了少年保护主义的色彩，堪称符合当时世界少年法立法的潮流。然而，草案一经提出，却遭到立法及行政机关的质疑，认为有“鼓励犯罪、破坏社会治安”嫌疑；其后在“立法院”审议过程中，立法者基于社会综合情况考量，大幅度修改了少年法最初“少年宜教不宜罚”的理念，并于1962年进行了第一次大修正，将“少年法”更名为“少年事件处理法”，修订的内容包括：删除立法目的、提高少年年龄和取消少年法院等十几项举措。[5]21其后，“司法行政院”在未公布施行前，发现少事法若干条文之间存在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因此，1967年少事法又修正了第42条和第64条，将尚未施行少事法过度偏重保护而轻惩罚的立法原则进行了修正，并以教罚并重取代宜教不宜罚的立法原则。[6]少事法从1956年制定草案，1962年完成立法程序，到1971年正式施行，共历经16年之久，立法原则也从最初的“宜教不宜罚”演变为“教罚并重” （三）1971―1997年少事法的施行与修正：从教罚并重到保护优先 少事法于1971年开始正式施行，其间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