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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有人从清代水平跨出这一步 　　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撰写的《汉晋春秋》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该书记述东汉光武帝到西晋愍帝281年间的历史，史料价值很高。然而该书在北宋时就已失传，存世佚文散见于各种史家著述中，直到晚清，才有汤球、黄?]、王仁俊等人的辑本出现。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上述三个辑本分别影印出版，虽然扩大了流通，但辑佚和研究依然停留在清代的水平，而且竖排繁体，未加断句标点的影印本也不利于年轻读者阅读，学界急需推进对《汉晋春秋》辑佚与研究的深度，社会需要更适合广大读者阅读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 2015年7月，柯美成撰写的《汉晋春秋通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正是应时之需。该书正文分后汉、季汉、西晋三部分，以编年体的顺序，辑录《汉晋春秋》佚文112条，条目下有必要的校记，还有大量的史补、笺注，正文前有作者编制的《汉晋春秋纪元要略》，正文后附录《晋书50余万字，搜罗完备，洞幽烛微，史料丰赡，笃实创新，既集众家辑本之所长，亦是一本极具特色的《汉晋春秋》辑本读解本 /搜罗完备？采录有据/ 辑佚就是将散见于现存文献中的失传文献的残篇散句逐一摘录出来，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编辑成册，使失传文献得以再生流传，所以辑佚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将失传文献的残篇散句搜罗穷尽，辑录得越多越好，遗漏得越少越好，只有?@样才能尽可能地再现原著的本来面目。作者的这本《汉晋春秋通释》做到了这一点 首先，该书辑录的条目最多。《晋书54卷，新、旧《唐书》亦均记为54卷，然而到北宋仁宗年间编订《崇文总目》时，《汉晋春秋》已经失传，所能看到的只有《三国志注》《北堂书钞》等书中所引用的只言片语。在乾嘉学风笼罩的清中后期，学者们开始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辑录《汉晋春秋》的佚文，其中，汤球（1804-1881）辑录106条，黄?]（1809-1853）辑录95条，王仁俊 （1866-1913）辑录1条。作者将汤球辑本和黄?]辑本归并，删去重出的条目，剔除明显不属于《汉晋春秋》的条目，加上自己从《三国志注》中新辑出的1条，使《汉晋春秋》佚文达到112条，约1.9万字。虽然112条佚文与54卷原书仍相去甚远，但这已是目前《汉晋春秋》各辑本中收录条目最多的本子。故仅就辑佚而言，《汉晋春秋通释》已占尽后出之优势，集前人之优长，更上一层楼 其次，该书对辑录来的条目进行了考证辨伪。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追求辑佚条目多、字数多，而是对各方所辑录之佚文进行了认真的筛检辨伪，对于有争议的条目，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第一，对那些确定不属于《汉晋春秋》的佚文，坚决予以剔除。汤球辑本卷一收录的《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恪论》《临终上前论疏》《别周鲁通诸葛论》三篇文章，不出于《汉晋春秋》是学界共识，故作者在《凡例》中明确指出不予采录。第二，对存疑的佚文做衍文处理。如佚文第112条“庾翼将谋伐狄，移镇襄阳”，庾翼移镇襄阳事发生在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年），已超出《汉晋春秋》记事起于汉光武帝、止于晋愍帝的时间范畴，显然不应属于《汉晋春秋》的内容，但作者考虑到古人著史往往有以夹注形式补缀后事后话的情况，故而以“衍文”形式保留该条于佚文末，既告诉读者汤本、黄本有此一条，又提示读者其非原著正文，乃衍生文字。第三，对那些前贤有争议，但著者认为应属于《汉晋春秋》的内容，该书予以采录，并且在校记中说明理由。如佚文第108条“怀帝陷于平阳，与汉主刘聪宴忆往”，汤球认为出自孙盛《晋阳秋》而不是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而黄?]却将其收入《汉晋春秋》辑本中，作者赞同黄?]的观点，并在校记中阐明了自己的缘由。佚文第32条“习凿齿论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第67条“司马文王杀嵇康、吕安”，也都属于这种情况。而对新辑录出来的佚文，作者更加慎重其事，详细地说明了辑录的依据。如佚文第37条“魏明帝与陈群、辛毗闲议张?A之死”，这一条出自《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注引《魏略》，不见于各家辑本。作者认为裴松之在注引这段文字之后按曰“习氏又从而载之”，明确说习凿齿记载这一条的内容，故而果断予以采录。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作者对辑佚出的条目进行了认真负责的筛查辨伪，是则是，非则非，并能充分展示自己的理据。至于有些条目可能有争议，也是学术争鸣而已，汤球、黄?]均为辑佚大家，时代相近，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想必不会有多大出入，但一个辑出106条，一个辑出95条，有些汤收黄不收，有些黄收汤不收，或即源于学术观点不同而已 /体例科学？编排有序/ 辑佚工作在完成了佚文的辑录、辨伪、校勘之后，进一步就要将佚文编排成书，这更是个考验作者学术见地的环节。与汤本和黄本相比，柯美成的辑本在缀合方式上最为科学合理。《汉晋春秋》是编年体，不是纪传体，黄本以人物为目，不分卷，显然不合理。汤本虽仿编年体分为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