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及郭兴圣先生方志情缘.doc

我及郭兴圣先生方志情缘 　　2016年4月18日晚上7点，给山丹县志办杨争山主任打电话，杨主任说我所修改订补的方言章已经收到，但最近因植树，暂时未来得及审读。电话挂断没一分钟，他又打电话过来说郭兴圣先生已于本月11日晚8时去世，16日凌晨安葬于老家奇芦堡郭家洼。闻听此讯，我痛悔自己近两年多来没能抽空去看望老人家，更惭愧的是，我竟完全不知道他得病的消息。今年春节给他打电话拜年，听他声音依旧洪亮，笑声依旧爽朗，完全没有想到他在病中 回想与郭兴圣先生相识，已是20多年前的事了。大约在1990年春天，当时我在甘肃山丹马场教书，因场志办约我写马场志方言章，从他们口中得知山丹县政府正在编写县志，我便冒昧地给山丹县志办写了一封信，介绍自己大学毕业时的论文《中古入声字在山丹方言中的分化》，说县志办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提供作为参考。很快，就收到了语气恳切的回信，感谢我关注家乡的修志事业，并请我尽快将论文寄去一份。当时的复印条件十分不便，加之内心激动，心想何不亲自将论文原件送去，以示郑重。于是坐班车去县城，在山丹县政府大院后面的平房里找到了山丹县志办，见到了县志主编郭兴圣先生。这是我跟郭先生的第一次见面。见到论文后，先生很快表态说：“一事不烦二主，县志方言章干脆就交给你去写。”作为一个二十六七?q的年轻人，面对这一艰巨的任务，当然感到荣幸，但也不免产生压力。经郭老师和在场的常正等老先生鼓励，我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刚开始撰写方言章时，本打算用方言描写所通用的方法，即用国际音标来描写方言的语音系统，但一方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并没有经过方言调查的专门训练，对音系描写及国际音标的使用并无十分的把握；另一方面，郭先生认为，县志的读者并不都是专家，更多的是普通群众，尤其是当地群众，使用国际音标，无疑会给读者阅读造成障碍，因此最终决定以汉语拼音为主，一些特殊的音素以国际音标予以标注，并对其发音部位及方法予以说明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方言章完稿，以手写稿的形式交到了县志办，其后又几次就其修改问题与先生进行商讨。先生学历不高，以他个人的自述，应当是中师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了，后来虽做了教师，但又遭遇政治运动，被迫回乡务农，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在县教师进修学校担任高级讲师，到县志办工作时已经年近花甲，1993年县志出版时已六十有三。先生虽学历不高，但功底深厚，善于学习，知识及思想并不陈旧，他的严谨、博学、乐观和健谈使我肃然起敬。记得交稿后有一次去他家里，一老一少，把盏叙谈直至深夜，而后抵足而眠。当晚所谈，除治学为人之外，先生还谈了许多个人遭际、岁月艰辛，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印象十分深刻的是，在他简陋的书房里，有精装本《二十四史》，还有正在陆续出版的十二卷本《汉语大词典》，其中《二十四史》已经被他翻检得有些破旧了 《山丹县志》方言章经我撰稿，郭先生亲自修改，终于告竣以后，1990年12月21日，山丹县志办召集部分撰稿人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议，会后聚餐完毕，先生交给我50元稿费。我当然十分兴奋，转身就去了当时县城唯一的书店――新华书店买了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两卷本《资治通鉴》。1993年县志正式出版，我的名字有幸忝列于初稿撰写者之中，书后的“编纂始末”中也作了相关说明。这次与山丹县志办的合作就这样愉快地结束了 《山丹县志》方言章的撰写对我后来的学术科研乃至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1年秋天，我向当时的张掖师专中文系写信自荐，希望能到该校工作。经过试讲考核，该校同意调入，于次年1月发了商调函，可是原所在单位执意挽留，将我调到了总场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在1993～1995年约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受命纂修《山丹军马场志》。纂修过程中，常常与郭老师联系，许多疑难问题都向他请教。他曾说方志编修“不怕领导怕群众，不怕今人怕后人”，这样的修志理念使我受益颇深 2001年2月，我终于如愿以偿调到了张掖师专（是年4月升本改建为河西学院）。在此前后，曾登门拜望先生，见他正在校注《甘州府志》，其严谨细致的态度令我敬服和感动。《甘州府志》刊印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1995年曾出校点本。郭先生在此校点本基础上又作了重新校点，纠正了大量的文字及标点错谬，并作了详细的注解。整部书稿大概有十几本稿纸，摞在一起达半尺多高。全稿书写工丽，行款清晰，一丝不苟。当时我曾冒昧进言是否注释得过于繁细，他说注解原则是让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以现在的技术及经济条件，书印厚点不大要紧。先生当时尚未接触电脑，不太了解电脑排版的方便灵活之处，他竟将将来出版时每页的原文与注释都作了计算和安排，并以直尺作线，予以分割。我说这个工作不必去做，做了将来也会打乱。他说他算得很清楚，没有问题。大概因为经费等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