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奔流」的命题探索两种文化的冲击.doc

從「奔流」的命題探索兩種文化的衝擊 王昶雄 〈奔流〉的作者王昶雄先生是淡水人，所以在淡水學第二屆國際研討會上，我發表了一篇〈驛 站風情中的鄉土情懷〉，文中剖析了王先生對民族、國家、故鄉的濃郁情懷。卻對日本人統治本 島時，本島人內心的苦悶與掙扎的描述著墨較少，於是我再一次詳細閱讀王先生的代表作〈奔 流〉，想對王先生的創作心態作更為周延的了解。 作者以「奔流」作為小說命題，無疑是具有揭示小說主題的作用的。雖然整篇小說中「奔流」 一詞的出現僅一見（我就感覺難以形容的溫暖的血潮在體內奔流）。但我們可以想見，在修辭的 運用技巧上，凡是與「內心情緒的激動」相關的形容，都可以視之為「奔流」。當我們檢視這條 線索時，不難發現，「奔流」（或內心情緒的激動）它不僅是主題，也是故事情節推展的脈絡。那 麼，「奔流」此一情結，又究竟如何產生的呢？它代表的是什麼現象呢？當我們將整篇小說中， 引發作者情緒激動的情節依序臚列之後，很清楚的看出，是日本統治臺灣期間的殖民地文化模 式，與臺灣固有傳統優質文化，發生了強烈的衝擊。作者王昶雄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曾接受兩種文 化的薰陶者，當他面對兩種文化都是優質的時候，實在很難作「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取捨，因 為處理文化的傳習，本來就是融合而不是排斥。加之，作者對本島卻又有難以割捨的親情，對本 島青年又有太高太多的期許，對內地（日本）也有不少的記憶與思念。所以這種衝突，根本是個 無解的謎。甚至，作者在小說的結尾，也只能無奈的說：「我想膩了」。 作者將這樣一個解不開的謎，營造出小說中兩位重要的角色，伊東春生和林柏年，在性格的 刻劃上，兩人正代表兩種不同文化傳承者；所以小說中他倆的衝突是情節，而實際上正是兩種不 同文化衝擊的面像。於是小說中其他的人物，無非都是在襯托此一主題而已。 〈奔流〉對“皇民化”的態度和視角﹐是以三個人物的關係去加以呈現的。伊東春生﹙本名朱春生﹚以最“勇猛”的方式來進行“皇民化”﹕他不僅要娶日本太太﹑把名字改成日本姓名﹑絕對不用“本島話”交談﹐甚至還厭棄生身父母。而他的學生林柏年﹙按中國親屬關係來講﹐還是姨表兄弟﹚則是伊東的對立面﹐他無法忍受伊東對待父母的方式﹐他對伊東的評論是﹕“他是拋棄自己的父母﹐過著那樣的生活﹐只認為自己過得快樂就好……。他認為伊東的“皇民化”純粹是自私自利。 站在這兩人中間﹐一面觀察﹐一面尋找“皇民化”的“正確途徑”的是　述者“我”﹙或許可視為王昶雄的代言人﹚。“我”是留學東京的醫生﹐為了繼承父親的診所不得不回台灣開業。但他內心眷戀東京的生活﹐無法忍受台灣小鎮的單調與無聊﹐精神感到非常空虛。認識了伊東春生以後﹐從他的純日本式生活中﹐“我”好像找到了在東京所熟悉的東西﹐因此很容易的就和伊東變成可以談話的朋友。但從林柏年對伊東的厭惡和和揭露上﹐“我”又逐漸看到伊東的徹底厭棄台灣事物也許有問題。不過﹐林柏年在畢業後﹐不顧家境的困窘﹐還是勇敢的決定到日本讀書。林柏年最後所以能成行﹐其實還是因為伊東承諾柏年的父母他願意在經濟上加以資助。這是林柏年自己不知道﹐“我”從柏年母親口中得知的。所以最後“我”所得到的結論似乎是﹕伊東的“皇民化”並不出自利己之心﹙要不然他就不會資助林柏年到日本進修﹚﹐他也真心希望台灣更好﹐只是他的方式過度極端﹐應該不宜效法。而林柏年從日本寫給“我”的信中的幾句話﹐也許就是“我”也願意接受的關於“皇民化”的看法。話是這樣說的﹕ 不錯﹐我今後非做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不可。不必為了出生在南方﹙指台灣﹚﹐就鄙夷自己。沁入這裡的生活﹙指日本生活﹚﹐並不一定要鄙夷故鄉的鄉間土臭。 看到林柏年的這些話﹐又無意中發現三十三﹑ 四歲的伊東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白髮﹐“我”是懷著“同情之心”這樣評論伊東的﹕ 也許伊東是為了拋棄俗臭沖天的父母而贖罪﹐才會在感覺上格外激烈﹐對不成熟的生活方式感到戰慄的本島青年﹐懷著粉身碎骨的獻身精神從事教育去吧。 從以上的評述可以看到﹐〈奔流〉所企圖呈現的“皇民化”的難題似乎可以化約為﹕如何同時去尋求“進步文明”的日本式生活﹐而同時又“擁抱”“落後”的台灣鄉土﹙鄉間的土臭﹑俗臭沖天的父母﹑本島人卑瑣﹑懦弱的性格等等﹚。 王昶雄的〈奔流〉寫作於所謂的“決戰時期”﹐那個時候的台灣知識分子﹐即使對“皇民化”運動有什麼不同意見﹐恐怕也不能暢所欲言。因此﹐我們無法判斷﹐王昶雄對“皇民化”的看法是否有所保留。不過﹐從小說的情節發展和人物關係來看﹐小說中這種對“皇民化”的認識﹐應該是一個基本性的問題﹐值得加以分析。 正如前面的小結所提到的﹐〈奔流〉所呈現的台灣人面對“皇民化”的困境﹐在於﹕進步的日本和落後的台灣的對立。如果真是這樣﹐又如何可以“對抗”皇民化呢﹖而這也正是　述者“我”苦思不得其解的矛盾所在。但是﹐“皇民化”的本質真是這麼“簡單”嗎﹖ 在小說一開始﹐“我”回憶起他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