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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苦语,千载弥新”  的小山词 北宋词的发展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 第二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的繁荣局面。 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 北宋后期，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 徽宗即位之初，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失意，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从社交群体看，这一代词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属之。晏几道、贺铸等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属之，他们都曾经在大晟乐府内供职。 虽然此期词坛分为两个交际圈，但词风并不只两种，而显出百花齐放、百川争流的多元态势。就苏门而言，苏轼独树一帜而开宗立派，但师法其词的仅有晁补之、黄庭坚两人。秦观另辟蹊径，俊逸精妙，自成一体，并不恪守师承而为苏轼所囿。李之仪、赵令畤等标举“花间”词风，继续用小令建构他们的词世界。  本不属苏门的晏几道、贺铸，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晏词构筑的是一个纯真执著的恋情世界，并把令词的艺术推向高峰。贺铸词豪气与柔情并存，时如豪侠硬语盘空，时如少女软语呢喃，各种风情韵味并存于一集。 总之，元佑前后半个世纪的词坛，是多种风格情调并存共竞的繁荣期。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 　这种所谓的“痴”，包含着 追求理想的执著，操守的坚持，表现为“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清高脱俗。小晏与人相处，肝胆相照，慷慨热情，深受朋友的敬重和信托。在学识方面，小晏“潜心六艺，玩思百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修养，“文章翰墨，自立规模”。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小晏已经“声名九鼎重，冠盖万夫望”，影响力甚远，所以黄庭坚称誉说：“叔原，固人英也。” 在北宋变化纷争的政治局势中，幸进者飞黄腾达，识时者缄口避祸，而小晏却“常欲轩轾（比喻高低优劣)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虽然遭受猜忌压抑，但是从其生平经历来看，他既不屈从旧派，苏轼想与他结识仍被拒之门外；也不攀附新党，熙宁变法曾被牵连入狱。在起伏多变的政治波涛中，小晏仍然能够超然旁观：“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枝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看透得失浮沉后，他又写道：“仰羡知己避缯缴，俯嗟贪饵失江湖。”面对王安石变法和新旧党争，小晏宁愿退隐于江湖，不问世事。他人品高傲，不趋时趣，一生仕途蹇仄，生活流徙不定，晚景甚为凄凉。 几道自序其小山词云：补亡一编，补乐府之亡也。叔原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词，不足以析酲解愠，试续南部诸贤绪余，作五、七字语，期以自娱。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尝思感物之情，古今不易，窃以谓篇中之意。昔人所不遗，第于今无传尔。故今所制，通以补亡名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已而君龙疾废卧家，廉叔下世。昔之狂篇醉句，遂与两家歌儿酒使，俱流传于人间。自尔邮传滋多，积有窜易。七月己巳，为高平公缀缉成编。追惟往昔过从饮酒之人，或垅木已长，或病不偶。考其篇中所记悲欢合离之事，如幻如电、如昨梦前尘，但能掩卷怃然，感光阴之易迁，叹境缘之无实也！ 这是晏几道的代表作。内容上，它写的是小山词中最习见的题材——对过去欢乐生活的追忆，并寓有“微痛纤悲”的身世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