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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浅议 　　摘 要： 假借，位列“六书”，自清代以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其为造字之法，另一派认为其是用字之法。本文综合多位学者的观点，对假借字进行分析，并论述假借字的作用。 　　关键词： 假借 用字之法 造字之法 作用 　　 　　说起假借，就不得不说到六书。“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以六艺教国子。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六书的内容包括假借却没有得到更进一步的说明。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认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不难看出，以上三家对于六书的解说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含有假借。清代以后，一般人于六书的名称大致采用许慎的说法。许慎对假借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一、“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之争 　　关于假借的性质，主要有两种认识:一是造字之法，一是用字之法。清代小学研究空前繁荣，名家辈出，推出许多创建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是戴震提出的“四体二用”说，将“六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认为假借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戴震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云:“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其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n、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借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从静态结构来看，汉字的形体结构不外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体，也有的字的形体结构在四体之外，但数量很少。因此，戴氏之见，不无道理。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中的理论阐述完全取其师说:“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戴先生曰:‘六书之次第出于自然。’是也。”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自序》中说:“天地间有形而后有声，有形声而有意与事。四者，文字之体也。意之所通而转注起焉，声之所比而假借生焉。二者，文字之用也。” 　　戴氏的“四体二用”说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人都承认这种说法。但又有许多人认为除了用字之假借外，还应有一种造字之假借。如嘉庆已未进士许宗彦先生就不同意“四体二用”之说，他认为:“六书之来古矣，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则假借、转注亦出于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声、意为体，假借、转注为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为彼字，假其体也。转注者，由一字为数字，由数字为数十百字，从偏旁转相注，亦言体也。” 　　王引之在《经义述闻?经文假借》一文中也说:“许氏《说文》论六书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盖无本字而后假借他字，此谓造作文字之始也。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 　　目前，人们对假借到底是用字之法还是造字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实际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以造字法或用字法来定义假借，因为我们称之为假借的包括多种复杂的情形，比如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就把假借分为无本字、本字后起、本有本字三种类型。我们要认识假借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首先要搞清楚假借在各种复杂的情形中有无造字，然后才能判它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如果造了字，那么它就是造字法;如果没有造字，那么它就是用字法。至于什么情况下才算造了字呢?我们认为，应该是指给一个词（有音和义）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的情形。如象形造字就是用“画成其物”的办法，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会意造字就是用“比类合谊”的办法，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等等。而假借，也存在着给一个词赋予一个固定的、专有的形体的情形。 　　假借字的性质是“本无其字，依声?事”。在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汉语中的某些词无法用象形等方法创制出一个字形，如古汉语中的虚词。为解决这一问题，先民们想到了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替代的方法。这在最初也许是一种应急措施，但一经使用，收效甚巨，因而成为日后用已有的文字形体记录语言中没有字形表示的词义的必然之势，被大量使用。如“譬喻”的“譬”，“偏僻”的“僻”，最初都是用“辟”（初义为法）表示的。必须承认，借用之初，假借的字形与要表达的词义之间，只有语音上的联系。人们用“之”表示指示代词，除了该词音与动词“之”音同外，考虑更多的也许是书写方便。但我们对假借字的考察是在汉字的形、音、义达到了比较固定的阶段后进行的。在刘歆、许慎等提出“六书”理论时，假借字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汉字结构类型，其规模蔚然可观。假借字的形、音、义之间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