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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英国女性戏剧综述 　　摘要：本文参照女性主义运动的三个重要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后、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至世纪末，并以英国戏剧的三次浪潮为背景，对二十世纪英国主要女性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和介绍。 　　关键词：女性运动；戏剧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066-03 　　 　　二十世纪前的英国戏剧舞台历来鲜有女性剧作家的身影，按著名的女性剧作家和评论家米琪莲?旺达(Michelene Wandor)的话说，这不仅是因为戏剧与更为私人化的小说和诗歌创作相比，是一种公共艺术，它意味着要在作为公共领域的剧院里与占主导地位而且在性别问题上持有偏见的男性艺术家打交道，而且女性经验的文化根源传统上很少涉及公共社会政治斗争(Wander,62)。男性一统戏剧舞台的局面在二十世纪才逐渐有了改变，而这一改变是女性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公共领域中奋力争取的结果。英国二十世纪初女性戏剧的兴起与女性争取权利运动的发端几乎在同一时期，女性主义理论与戏剧批评家盖尔?奥斯丁（Gayle Austin）就提到戏剧在表达女性主义诉求方面的优势：比较直观，为提高女性的政治意识提供支持，为表现女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例场域(Austin, 2-3)。在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热潮中，女性戏剧的政治性功用也发挥到顶点，女性集体创作和女性剧团的活跃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相得益彰，为女性争取到一定程度的话语权。虽然八十年代，尤其是撒切尔夫人执政以后，女性戏剧开始向个人创作、多种族和多文化分化，但戏剧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反而契合了所谓“第三波”女性主义多元化的精神。本文所讨论的英国二十世纪女性戏剧因此参照女性主义运动的三个重要时段，即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后、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至世纪末，并以英国戏剧的三次浪潮为背景，对主要女性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介绍。 　　一、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前后 　　在世纪初第一波女权运动妇女争取投票权的过程中，一些女性联盟和剧团如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SPU）和女演员权益联盟（AFL）都为女性剧作者提供了条件和直接支持。这一时期的女性戏剧主要为具有宣传鼓动性的现实主义轻喜剧，既有政治上的教育意义又有娱乐性，传达的信息明晰易懂，其剧作者有不少本来就是演员和政治活动家，她们从这些经历中得到舞台经验和机会来创作自己的剧本并为媒体和评论界所关注，如伊丽莎白?罗宾斯(Elizabeth Robins)和西塞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 Elaine Aston and Janelle Reinelt：4-6)。伊丽莎白?罗宾斯的《给妇女投票权！》（Votes for Women！)就是直接把选举权运动搬到了舞台上，西塞莉?汉密尔顿的《伟大女性的盛会》（A Pageant of Great Women，1909)邀请众多著名女演员演绎了历史上那些成就卓著的女性，为女权运动助威。 　　在女权运动取得初期的成果，即妇女获得投票权后，两次世界大战对女性的自我认知和期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方面战争让妇女充分看到自己的潜能，在男性劳动力匮乏的情况下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所谓‘男人的工作’，成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主心骨；而当战争结束以后，女人们又被迫回到父权传统赋予她们的角色，工作让位于家庭。女性的困惑和不满增多，自我意识增强，她们的诉求也从简单地要求投票权而变得分散和多样化。这一时期仍然有不少女性剧作家在创作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如西塞莉?汉密尔顿，伊丽莎白?贝克尔（Elizabeth Baker)和格特鲁德?詹宁斯（Gertrude Jannings）等。这些曾为女演员权益联盟写作的女性剧作家在二三十年代继续写作，题材也涉及到更大群体女性所关注的问题，如婚姻、工作、家庭领域中女性的主体性等等。到二战后的五十年代，在第一次戏剧浪潮‘愤怒的青年’中，也出现了‘愤怒的女青年’的身影，她们的代言人是安?杰里科（Ann Jellicoe)和希拉?德兰尼(Shelagh Delaney)。杰里科的《疯狂妈妈的游戏》（The Sports of?My Mad Mother)与约翰?奥斯本‘佳构剧’结构的《愤怒的回顾》相比创作手法新颖大胆，融现实、神话、音乐、舞蹈和仪式为一体，塑造了一个强大的母性原型格里塔，并反衬出男性的无力和其他年轻女性的肤浅。德兰尼的《品味甜蜜》（A Taste of Honey）则以母女关系为主题，探讨了阶级、种族、性别差异影响下社会道德和母性的相对性。 　　 二、七十年代 　　到了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又催生了另一个女性戏剧创作的盛期。在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中风起云涌的另类身体秀和街头游行及街头戏剧把有才华的女性剧作者联合在一起，从1973年的妇女戏剧节开始，一系列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