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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出版界前辈们工匠精神 　　一提起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就令人想到战国时期的“庖丁解牛”以及秦国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而民进人的“工匠精神”也可以在民进老一辈身上找到影子，比如民进的出版界前辈，正是秉持着工匠精神创造了我国出版界的奇迹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前后，许多民进老一辈都与出版界有关，比如徐伯昕和叶圣陶两位先生，不仅是出版界的泰斗级人物，同时更是匠心独具的民进人 1925年，徐伯昕到《生活》周刊工作，担任出版、发行、推广、广告、总务等工作，他与后来担任主编的邹韬奋一起，把《生活》周刊每期2800份的发行量提高到15.5万份，在当时的报刊中发行量领先。后又成立生活书店，发展成为工作人员400多人，除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外，在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和新加坡拥有56家分店的全国性出版社，出版业绩在同业中名列前茅。抗战胜利后，在徐伯昕和郑振铎的策划下，1945年10月13日《民主》周刊在上海正式创刊。1948年，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策划成立生活 叶圣陶自1923年起任商务印书馆编辑8年，后进入开明书店任编辑工作18年。他宣传民主进步运动， 出版进步书刊并精心致力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1930年他参与创办的《中学生》杂志到现在依然还在出版。叶圣陶加盟开明书店的这段时期也是书店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一个资金只有5千元的兄弟书店发展成一个股本有5万元的股份公司， 后继续发展成为股本30万元的能与当时商务、中华、世界、大东等大书局鼎足而立的几大出版社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曾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除编辑出版大量报刊杂志外，还编辑出版了约500多种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教科书、教育参考书等 民进出版前辈所参与主持的刊物和书店在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引人注目，其多功能、多导向的服务观及出版理念对当代中国品牌的打造仍具现实意义，而这种现实意义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工匠精神”的坚守与执着 首先是专业、敬业的多功能服务观 开明书店在1929年出版了黄涵秋先生的《口琴吹奏法》，这堪称中国最早出版的口琴教材，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市场上卖口琴的地方还很少，为了让口琴尽快普及，开明书店就从德国辗转进口了一批口琴出售。这本教材重印了10版。再如生活书店，他们不仅仅对读者服务到位，对不是读者的普通百姓一样尽力帮助。比如为外阜人士在上海买东西、办事、投考、求职，许多人一下火车就带着行李直奔生活书店，在这里有人专门为他们代办食宿、交通，甚至帮他们寻亲访友，生活书店真正成为了人民大众的家 其次是精益求精的多导向服务观 第一，信守承诺为作者。开明书店非常尊重作者的言论自由，绝不会在不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随便改动书稿。比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拿到别的出版社曾被认为有”违碍之处”不予出版，而开明书店接受了书稿，按原稿编排。但因战火没有出版成，等战事过去，开明书店坚守诺言重新排印出版。再如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转入开明书店出版后，国民党当局扼杀进步书刊，将其视为禁书不准出版，开明书店巧妙地把书名改为《母》，把译者改名继续出版。解放前出版商违反约定剥削作者的事件比比皆是，然而这在开明书店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1944年，冰心的《关于女人》交给开明书店出版后，即便冰心远在日本，书店也会准时准点地将稿费寄到北平的谢家，以致几十年后，冰心还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第二，严谨精细为读者。开明书店的一贯坚持为读者服务、对读者负责，同时将出版事业看作教书育人的大业。在出版内容的选择上，开明书店严格把关，绝不出版一本坏书。从出版态度上，开明书店一丝不苟、认真精细，曾有书籍发现了一个错字就被返工重印的情况。有人说开明书店出的好书，曾经教育了整整一代人。20世纪30年代，中学甚至大学都缺乏统一的国语教材，当时的学校就从各种书籍中挑选文章，刻印成讲义分发给学生，不仅印刷质量差也给学生造成负担。开明书店针对这种情况首创了一种活页文选，所选文章每篇另页不相衔接，读者可以任意选购，取用自由。书店还特地定制了一批布面弹簧夹子提供给读者，方便把书页夹起来保存 《生活》周刊在应读者需要从单张改为成本出版后，在篇幅、纸张、成本提高的情况下，为不增加读者负担，徐伯昕用增加广告的方法来增加收入，并且亲自设计广告画面，利用广告这一媒介，提倡使用国货，宣传爱国思想。如徐伯昕为搪瓷厂家设计的 《国货之光》、《国庆用国货》等广告成为出版界的美谈。同时，根据受众特点和配合战时需要，《生活》周刊刊登了许多鼓舞读者斗志的漫画，这些漫画很多都出自徐伯昕的手笔。徐伯昕是个多才多艺的出版家，早年他学的珐琅专业，不但字写得好，画也画得好。他的手绘插画形象逼真、风格简洁轻快、寥寥几笔凸显多姿多彩的人物性格与场景氛围。不仅仅在刊物本身下功夫，为方便读者订阅刊物，《生活》周刊还推出电话购书、免费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