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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恩仇 理情同存 　　摘 要: 大仲马与金庸在世界通俗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二人在创作上有着共通之处。本文通过分析《基督山伯爵》与《天龙八部》两部作品中对复仇这一人类共同文学主题表现形态上的异同,进一步探讨造成这种差异背后的中西方文化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 大仲马 金庸 复仇 中西文化 　　 　　复仇作为文学史上传承至今的文学主题之一,其中所包含的复杂的社会根源使得中外复仇文学中的复仇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就曾提到对“血腥的复仇”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对理解和阐释不同作家的天才和艺术以及读者大众情感的变化提供新的角度。”[1]本文试以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与金庸的《天龙八部》中的复仇形态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探究文本中蕴含的文化差异。 　　一、《基督山伯爵》中的复仇 　　复仇观念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三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中复仇的手段、方式以及所要达到的复仇目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在最早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中,人们的复仇往往停留在利用暴力手段不顾一切的杀死仇敌。文艺复兴阶段,以《哈姆雷特》为代表,莎士比亚将复仇目的与复仇方式的讨论延拓到一个新的境界,复仇进而成为人文精神与社会现实之间矛盾的反映。随着《高龙巴》、《呼啸山庄》等专事复仇主题的文学名著的出现,人们对复仇本身的理性思考不断加深,复仇主人公往往能够比较自觉的利用所处的社会文化模式和习俗、宗教力量,控制自己的情绪来有限度的达到复仇的目的,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恰好体现了这一阶段的这一特点。 　　在基督山伯爵的复仇中,金钱、智慧和法律成为他复仇成功的保障,这三者同样也是18世纪法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上层社会的关键词。正是对这三者的充分而不泛滥的利用,基督山伯爵才最终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复仇成功。“他心想,使他陷入眼下的深渊的是人的仇恨,而不是神的报复;他狂热的想象出种种酷刑,让这些隐姓埋名的人去尝尝,他觉得再可怕的刑罚也太轻,尤其对这些人也太短暂;因为施行后就是死亡,而死亡意味着安息,至少也是与安息相似的麻木。”[2]在无人问津,一成不变且暗无天日的最艰难的日子里,监狱中的唐泰斯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此时的他甚至连自己的仇敌是谁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却已意识到简单的死亡不足以平衡他平白无故所受的这一切。事实上,这种仇恨的积聚最终化为针对不同仇敌的精神摧残。金钱成为打入法国上层社会中这些仇家的砝码,充满智慧和神秘的行踪成为基督山伯爵结交这些仇家的基石,而法律则成为彻底摧毁这些仇家的利剑。叛国背信的费尔南一心追求权利,却在议会上被美女海蒂将其卖主求荣的丑史宣扬出来以致声名狼藉,最终自杀身亡;埋首于法律的维尔福最终在自己的法庭上接受了被自己当年亲手杀“死”的儿子的控诉,妻儿双双被逼身亡后发疯;巨富唐格拉尔在几近破产之后以骗来的余款买了数顿食物后几乎饿死。三人分别执着于权利、法律和金钱,也都将手中的权利、法律和金钱输得一败涂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成这一切结局的也正是权利、法律和金钱。三段复仇相互交错又一气呵成,可以看到正如基督山伯爵自己所想,他的复仇目的不在于仇人肉体上的死亡而在于从精神上彻底地摧毁敌人,针对其弱点和其所重视的“对症下药”,无论是对复仇者本身或是读者由此感受到的快意恩仇的心理都获得了充分的释放,在他的复仇中理智与智慧同在,隐忍与原则并存,可以说《基督山伯爵》已经成为以精神摧残为主要复仇形态的西方复仇文学作品的典型。 　　二、《天龙八部》中的复仇 　　与西方文学中复仇主题一脉相承的发展相对,中国小说中的复仇一再出现情感超越理智,复仇过度走向残忍的情节。以“善”之名进行的复仇下,任何偏激的复仇手段和复仇的方式都是能够被接受并被允许的。伍子胥出于孝心鞭尸为父、兄报仇雪恨,因其出发点符合传统的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观念而受推崇,这样的复仇在今天看来却有违人之常伦。《赵氏孤儿》中赵氏一门的复仇也是建立在程婴丧子、丧君、丧友的悲剧之上,复仇最大的功臣却最终也以自刎告结。武侠小说中复仇手段的泛滥化、残忍化固然与小说性质本身有着密切联系,更多的是受到正邪不两立,非善即恶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复仇过度化、残忍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在书中一再看到仇恨怒火烧毁一切的情节。 　　《天龙八部》中的萧远山在全然无辜的情况下家破人亡,“死志已去,便兴复仇之念”[3],将错就错上了少林饱览武侠典籍,杀死了谭公谭婆等人,更害死了有恩与他父子二人的乔槐夫妇和玄苦大师,累得自己儿子在武林上声名狼藉,成为众矢之的。萧远山的复仇是典型的中国式复仇,肉体毁灭被一再重复,他的复仇毫无节制可言,手段偏激到无法理解的程度。书中这类的复仇并不在少数,段延庆对大理段氏的复仇、逍遥子对丁春秋的复仇,尤以康敏对其父母的复仇让人心寒。 　　金庸在处理复仇这一传统文学主题上,再次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