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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思想与士林风气 　　摘 要：晚明时期，程朱理学权威地位的丧失，心学倡导的个性之风吹起，加上商业经济的冲击，士人思想与社会风气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士人在世俗中挣扎，在审美中超越，在心学与禅学的引导下逐渐走向放纵。 　　关键词：晚明；士人；自然主义；享乐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16-01 　　近年晚明研究渐成热点，晚明思想与晚明士人的心态更是在学界获得广泛关注。《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士风的总结是：“正（德）、嘉靖以上，淳朴未离，隆（庆）、万（历）以后，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多奢谈卓老（李贽），务讲禅宗……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这段评价虽流露出些许轻蔑之意，说的却也有几分道理。晚明士人行为怪诞，心态狂乱，追逐自由也放纵欲望。笔者认为，晚明士人的生活状态游走在自然与奢华间；在人生态度上，则是清高与狂放交错，充满矛盾却颇具趣味。 　　 一、清新高雅的自然主义 　　 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宦官当权，党派之间互相倾轧。科举道路壅塞，科考道路异常艰难。读书人想通过十几年寒窗苦读换来功成名就已非易事。就算有幸跻身国家管理者的行列，最终也免不了卷入朋党之争。士人渐渐对国家失去信心，不再将一跃龙门看做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原本向往仕途又满腹才华的读书人深感壮志难酬，有的绝意仕途，弃儒从商；有的隐居山林，不问世事。读书人一方面希望能像老庄一样，淡泊名利，挣脱心中的枷锁，享受人生真正的洒脱和自由。另一方面，晚明士人又很清楚，自己达不到老庄那种超凡脱俗的境界。因此，他们退而求其次地向禅学靠拢，通过参禅问道这样的宗教行为来释放身心。禅悦之风之所以盛行晚明，是因为参禅符合晚明士人清新高雅的审美趣味，并为士人们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提供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平衡点。士人们在享受物质的同时，劝诫自己“无住”与“不执著”。 　　 随着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逐渐丧失，心学倡导的个性之风吹起，晚明的文人更追求自我，更愿意聆听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不同于之前的文人，晚明士人不再鄙视物质享乐，并主动地对物质生活提出了较高的审美要求。澄心静坐，益友清谈，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都是士人生活的一部分。从亭台楼阁到笔墨纸砚，再到花鸟虫鱼，由小处着眼，将生活的每个细节艺术化、精致化。在生活中营造古朴、清新的自然景观，温文尔雅地玩物采真。晚明士人追求的生活可以用清雅诗意、如诗如画来形容。 　　 二、狂放不羁的享乐主义 　　 影响晚明士人生活态度与价值观的另一个源头是该时期日臻成熟的商业经济。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逐渐产生，商业经济的发达使商人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力越来越大，“重农抑商”的旧四民观不断受到冲击。王阳明曾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到了万历年间，兵部侍郎王道昆更是直截了当地问道“商何负于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工商皆本”的提出是必然的。商人地位的提高使人们不再以经商为耻。相较于官场的勾心斗角和疲于奔命，经商致富明简单纯粹得多。因此，许多官场失意的士人或是弃儒从商，或是在商界与政界中游走。在此时期，士人和商贾，士人和市井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密接触。市井文化中强调拜金奢靡、疯狂享乐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对士人产生影响。 　　 晚明文人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转变，以及时代审美情趣的提升在该时期的小品文中得到细致的体现。晚明的小品中，除了对自然、清雅情调的追求，我们还看到晚明文人醉生梦死、追求极欲之乐的生活倾向。张大复曾说“小病则小佳，大病则大佳”。“狂”与“病”是晚明文人乐于接受的无上褒奖。与完美无缺的圣人相比，这个时期的文人更欣赏有血有肉，如孩童般充满真挚，却又才华横溢的独特性格。袁宏道提出的五种“真乐”与李贽的“童心说”就是由这种生活态度的结晶。士人凭借独特个性，以夸张的言论彰显自我价值，穷欢极乐，狂放而极致地享受生活。追求自然、淡泊名利的老庄精神与及时享乐、穷奢极欲的享乐主义，两种矛盾的生活态度与社会风气在晚明这一独特时期内，互不妨碍地各自发展。 　　 官场恶劣的生存环境，满腹经纶却难以一展抱负的残酷事实，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商人社会地位的显著提高……晚明社会的种种客观条件将士人由仕途推向山林或市井。晚明士人身处市井，却向往山林的无拘无束；贪图现世的物质享乐，却不放弃对心灵自由的追求。自然主义也好，享乐主义也罢，不论选择的是哪条道路，文人也仅仅是希望通过生活方式的转换，忘却无法改变的社会事实与人生困境，寻求心灵暂时的平静。笔者赞赏晚明文人对自由的追寻，理解时代带给他们的内心压抑，却无法认同他们过度自我放纵，奢靡狂乱的生活状态。毕竟修行自制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二“杂家类”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