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业化对大学治理经营者之启示与探究.docVIP

知識產業化對大學治理之啟示與探究 成群豪 台灣致遠管理學院副研發長 chunhaocheng@.tw 前言 產業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陳伯璋（2001）認為西方世界在上世紀六○、七○年代進入「後工業社會」（post industrial society）後仍不離資本主義「市場化」支配，尤其當八○年代新右派（the new right）「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興起，也就是強調政府應該減少對社會及市場的干預，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且政府必須重視產出效能，引導產業及教育單位發揮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像企業滿足顧客的需求一般服務人民。這種市場化現象，引伸到教育體系就是強調學校應引進企業機制，提昇學校辦學績效，尋求知識產出之產業化效能，進而將學校教育之產出物「知識」成為經世致用之學。 台灣近年教改風潮，要求「鬆綁」（deregulation），藉著教育事業自主經營，由教育機構承擔部分自籌經費之義務，亦享有部分職能自主的權力，這種市場法則及消費導向，使教育這個長期以來脫離於經濟體制之外的「社會上層建設」，逐漸與經濟活動相結合而形成一種產業（吳思華，2002）。是以教育產業化的議題也應運而生，本文研究知識產業化與大學治理之關係，特別是檢視其間與政府政策與作法間之脈絡。全球化下的知識經濟潮流 「知識經濟」一詞始見於「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Outlook）報告書，提出以知識為「基礎」之經濟（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觀點，定義是「以知識資源的擁有、配置、產生和使用，為最重要生產因素的經濟型態」，有趣的是在該組織2000年版的研究報告中，將知識經濟的內涵建構在以知識為「驅動」之經濟（the knowledge-driven economy）觀點。這種轉變意味著知識之擁有、累積、擴散、應用等為個人及社會所帶來的財富累積、經濟成長和整體競爭力等構面，已從靜態的基礎建制轉變為驅動能量，亦即建立了知識之動態觀。 知識經濟之驅動力來自於知識產業化；其最大特色在於跨越傳統之商品交換經濟，而必須以知識結合科技應用來達到交易目的。參酌溫源鳳等（2005）蒐得台灣「中華經濟研究院」所提出知識經濟時代的特色，將知識經濟之特點統整為： 知識已成為重要性與日遽增的有價商品，其與經濟與產業活動間之距離日益縮短，擴而言之涉及知識產業化問題，產生知識專業生產者、知識交易市場、知識交易中介等新生議題。 知識作為投入的經濟規模或範疇，其成效之發揮除了取決於傳統的市場因素外，還取決於知識的折舊速度，因此知識之速度與產業之生命週期關係密切，使知識的創造、創新、流通與應用之速度問題成為重要課題。 知識作為產出的一部份，使硬體製造與軟體服務之間界線趨於模糊，各種型式之知識佔商品（成本）比重日漸增高。 由於運輸和資訊科技進步，國際分工和經濟全球化儼然成形，Poter的價值鍊（Value chain）理論及Christensen等（2004）學者的創新理論所提出之產業策略性外包觀點，各個經濟體之間互動密切，知識突破時空障礙貫穿其間形成網絡。 綜合以上對知識經濟特點之統整研究，發現知識經濟呈現有價商品化、生命週期化、價值附加化和無疆界化等特性，此固然為全球化下的知識經濟潮流，而人類面向知識之動態化，同時出現了對於知識之創新與管理等議題。 知識之創新與管理機制涉及政府、產業和教育；Etzkowitz（1997）曾以創造大學-政府-產業三螺旋（triple helix）模式著名於世，其指出人類擁有知識及以知識作為資本以後，二十一世紀的產業將充分運用知識管理的程序，以便在知識經濟的世界裡運轉，如果新世紀裡的產業必須成為知識型組織才能夠對外部需求做出快速反應、明智地運用內部資源，並預測外部市場的發展方向及其變化來達到永續經營，且其成長發展又需要透過知識管理來實現的話，無疑地高等教育機構將更愈接近產業的「智庫」角色；今日，在知識大規模的參與及影響社會活動的時代，大學正藉由連結企業家與科學家，以從事知識轉換而成為教育產業來重新塑造校園，而大學校園的知識氛圍更使之成為產業界知識管理的基地，同時經由和產業界的互動，未來大學將可以更有效能地從事產業經營活動。Dale（2005）在研究全球化和知識經濟對高等教育產生之影響中則指出，不論如何談論全球化，大部分的教育政策都由國家層次來決定，但在知識經濟的驅策和引導下，知識區域性之本質和廣泛性之國際議題將同時浮現，深遠的影響大學本質和結構，Dale在研究中舉出David Pang的實證發現，澳洲、加拿大、紐西蘭和美國等國家一方面繼續推動國家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