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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质论》浅析徐铉的政治思想 　　摘 要： 《质论》是集中体现徐铉政治思想的一部作品，我们从其中现存的六篇文章中可以发现徐铉政治思想的核心是论述君臣之道及君臣关系。徐铉的臣道观受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以儒家“义”思想为准的，要求臣子以天下公义为根本，再以道家无为守道、以损求益思想为护航以求全生保身。对于君臣关系，徐铉要求君子无为而臣子有为，并以师友相尊，最终实现上下交感、用心以一的政和人谐局面。 　　关键词： 徐铉 《质论》 政治思想 　　 　　徐铉是五代时期屈指可数的学者型文人，他的博学多才、风度淹雅可谓冠绝当代。《徐骑省集》卷末所附李至、杨徽之、张洎等人《祭文》称其“今也儒宗，古之君子，五百年来一人而已”；欧阳修在《徐铉双溪院记》中称：“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号‘二徐’，为学者所宗。”史温《钓矶立谈》也记载：“徐铉及其弟锴，久被眷顾，家素富贵，多收奇书，弟兄皆力学，以儒术名一时。是以后进晚生，莫不宗上。”他一生著述颇丰，且各种类型均有涉猎。学术性著作最出名者莫过于重修许慎的《说文解字》，此外还有《棋图义例》、《篆书千文》、《徐铉草木虫鱼图》等，小说类作品有《稽神录》，文学类作品有《徐骑省文集》《徐铉杂古文赋》。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徐铉的学者身份和文人身份，但同时他还是一位累仕多朝、历经宦海沉浮的政治家，这种政治家身份在他的《质论》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质论》，宋郑樵《通志略》艺文八，《宋史》卷二O五《艺文志》四和《崇文总目》卷十二都有记录，但其大部分内容今已亡佚，我们无幸得见它的完整面貌，只能从《全宋文》中看到仅存的六篇，分别为《晁错论》、《伊尹论》、《出处论》、《君臣论》、《持权论》和《师臣论》。文章虽少却思想鲜明，值得玩味，正如胡克顺在《徐公行状》中所云：“《质论》十四篇，极行政之要，尽君臣之际，井传于世。” 　　一、臣道与臣节 　　《晁错论》和《伊尹论》体现了徐铉的臣道观和臣节观。晁错和伊尹都是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政治人物。晁错为加强皇权主张削藩改制导致诸侯起兵，天下大乱，后因此被景帝腰斩于东市。有观点认为晁错是被枉杀的忠臣，因为诸侯谋反蓄意已久，晁错的削藩主张只是一个导火索，叛乱的结果并不会因此而改变。但也有观点认为晁错是咎由自取。比如苏轼，他认为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具备对天下之大难出而纾之的能力，而大功之名是自然而至，相反，力邀功名的无能之辈、挑起祸端却逃避责任的无义之辈，得到的只能是祸患了，晁错即如此。徐铉的评价则显得更为客观和全面，他首先肯定了晁错的忠义之心，并责难于景帝的过听之羞；同时认为晁错自身也有失“臣道”之矩。 　　（一）“忘公家而务私怨”。换句话说晁错取私利而忘公义，为了个人的功成名就与私人恩怨而不顾国家天下的公家大义。“皆欲功名在我，而莫肯疾病让夷，故相与为敌”。在这一点上，苏轼与徐铉的看法有共通之处，他们都认为，晁错身为臣子治理国家，出谋划策最主要的动机在于为博得自身的功名以流传千古，而非以诚挚的心来为国家天下付出。这是不义的行为。在儒家的人格理想中，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贷》)、“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是人格自觉、道德高尚的“君子”至上的、首要的、本质的德行和为人处世原则。一个想成为君子、有所作为的人，必须以义为首要修养，以义为最高原则。君子是儒家理想型人格的统称，通常也兼有臣子的身份，当义的范围随着臣子的身份扩大到国家时就只能是天下之公义、大义和通义了，臣子为了实现这种公家之义就必须舍弃掉个人小义，更别说个人私利了。所以，即便追求建功立业是儒家入世精神的一种外化，但若妨害到臣子履行公义的原则就是有违“臣道”的表现。而人道只是对天地之道的一种模仿，是天地之道的形而下，所以当人道之义被践踏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天道必会主持公道。 　　（二）“以智能为身荣”。即违反了道家无为守道、以损求益的全生保身原则。老子认为宇宙的本根是道，而道是无为的；人应依循道，所以人也应无为。“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故从事于道。”（上篇）飘风不能终朝，骤雨不能终日，从事于激烈的作为，必不能持久。人如欲持久，必须从事于道，效法道之所无为。为人臣子履行公义，为天下国家而为是必须之责任，但要立得长久大业就必须懂得全生保身之法，以无为而为。能达到无为的方法就是尽量去减损身外之物，去私以至公。“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下篇）“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下篇）一切事物发展到极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欲保持长久的正面发展，则只有不使发展到极度，在减损中达到真正的增益。所以徐铉认为：“夫古之君子，为而不有，功成不居。付物以能，任之则逸，故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