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构和重构的身后事.docVIP

被解构和重构的身后事 　　摘 要： 1919年湖南赵五贞彩舆中自杀。此事并没有激活新闻报道追求真相的特性，关于自杀原因始终没有客观一致的解释，也没有深入的探究。湖南本土媒体《大公报》的舆论策略，是利用社会大众对弱者的同情心理，率先引导社会舆论的方向，加之新文化运动的“里应外合”，对赵氏之死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将其全盘归罪于旧式家庭婚姻制度。赵五贞亦被新闻舆论塑造成为反封建婚姻制度的女斗士，由此探寻社会婚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而引导“社会改革”、“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等新文化运动命题。 　　关键词： 赵五贞自杀 湖南长沙《大公报》 舆论策略 “新文化运动” 　　 　　一、新娘赵五贞之死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眼镜作坊赵某之女赵五贞，年仅二十三岁，经父母之命，许配长沙柑子园古董商吴凤林做续弦。婚礼当天，迎亲队伍来到青石桥杂货店门口，轿夫忽然发现新娘轿内滴出鲜血，牵丝不断，当媒人揭开轿帘时，发现新娘“仰面而卧，颈项割有刀痕，宽约寸余，血如泉涌，奄奄一息，为之大骇，随在轿中寻出剃头刀一把，早已鲜血模糊，所有凤冠蟒袍及内外衬衣，均已然遍体”［１］。 　　赵五贞自杀后，湖南长沙《大公报》的反应最为敏感，也最为激烈，一直引导着公众的舆论。新娘赵五贞花轿自刎，血洒长沙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怎么回事？”“为什么自杀？”类似探究事实真相的反应，是消息传播过程中最直接的受众反映。因此，事件发生后最早的新闻舆论报道也是将重点聚焦于新娘赵五贞为何自刎，通过记者的深入探访对这一疑问加以报道。湖南长沙《大公报》即曾努力追寻事件真相，一方面对新娘的家庭状况作了调查，另一方面继续对自刎事件最初报道的若干细节作了修补。 　　媒体从事件发生的环境中获得的信息是纷纭复杂的。对此，湖南长沙《大公报》的做法是搜集信息却不加以选择。总体而言，见诸报端最为集中的说法有三种： 　　一说，婚前，新郎吴凤林携古玩到汉口求售，眼看婚期日近，新郎依然未归，于是谣言四起。“有谓吴五（吴凤林）因卖假珍珠，致囚于汉口狱中不能回家者”［2］，也有传言吴凤林之母“恶声四播，尽人皆知”［3］。种种谣言传至赵五贞耳中，赵氏希望能了解清楚新郎在汉口情况再定婚期，但赵家父母不同意，以致赵氏“心神惘惘如欲有所言，而迫于父母之命，不敢做声，时常长吁短叹”［4］，并常常口念“弓弦割断两头空，人也空来财也空，父母兄弟姐妹一场空”。［5］ 　　“一说，赵女士是因未婚夫死不愿再嫁，受父母逼迫死的，此说法是否准确，尚待调查。还说谓其未婚夫并未死亡，其父母嫌贫爱富将其改嫁，亦待详查”［6］。 　　一说，赵五贞听说“吴五年逾五十，其貌不扬”，［7］于是“嫌丈夫年老貌丑，不愿嫁他死”。［8］ 　　湖南长沙《大公报》对赵氏死因的报道基本上保持了客观公正的调查态度，文中多次使用“此说法是否准确，尚待调查”、“如果属实”［9］之类的字眼，并且对第一种说法着墨最多，很可能代表了部分真相。可惜的是长沙《大公报》止步于此，并没有真正深入地去调查和探究事实真相。在赵五贞事件发生后，从1919年11月15日到12月2日，长沙《大公报》共发表了近40篇文章。其中仅仅只有4篇文章是报道赵五贞自杀经过和有关事实的调查情况，其余均为大篇幅对事件的剖析、评论和感想。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固然因为对赵五贞自杀事件，新闻媒体不是司法机关，不必担负侦探的责任。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新闻媒体关注这一事件的重心并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意义。“要晓得我们不是替赵女士呼冤，又不是替赵女士标榜，却是借着这个眼前的好题目来研究婚姻问题”。［１0］由此可见，在这种立场下，追究赵五贞为何自杀的真相已经没有必要，而赵氏之死事件本身的社会意义却一再被扩大，引起关注。舆论将赵五贞之死归罪于万恶的婚姻旧制度，并且将焦点迅速转入对旧婚姻制度的批判和对女性解放问题的关注。 　　 　　二、媒体的解构与重构 　　 　　（一）渲染式的新闻报道 　　从1919年11月15日（事发后的第二天）至12月2日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湖南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有议论文章见报，最多时一天达到3篇，总共发表文章计38篇。其中仅仅只有4篇文章是报道赵五贞自杀经过和有关事实的调查情况，其余均为大篇幅对事件的剖析、评论和感想，围绕着反旧德道，提倡婚姻自主、人格独立、妇女解放、家庭革命等文化命题展开。这些调查和评论刊登在较为重要的栏目如“新闻”、“研究”和“随想录”，并且所刊登的文章篇幅往往占据超过版面的二分之一。 　　除了大篇幅对赵五贞事件进行反复、连续的报道以外，报社更着墨披露自杀方式的种种细节，而且表达的言辞耸动：“但见女士仰面而卧，喉颈割痕寸余，血如泉涌。复由轿内发见剃刀一柄，左脚绑腿已经解散，鞋子脱掉。女士奄奄一息，复不能言。”［１1］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