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八十年代“五七干校”文学的“自由”精神.docVIP

论八十年代“五七干校”文学的“自由”精神 　　摘要：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繁荣热闹，失落的文学传统重新回归，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便是其一。“五七干校”文学在题材的摄取、历史形态和叙述姿态等方面，彰显着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 　　关键词：“五七干校”文学；题材的摄取；历史形态；叙述姿态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4-0017-01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景观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失落已久的文学传统得以回归，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就是其一。“五七干校”文学作为八十年代文学大潮里的浪花一朵，更是不乏“自由”精神这个“闪光点”。 　　“五七干校”文学是指以五七干校生活作为写作题材的创作，其创作时间包括五七干校时期和新时期，创作者多为经历五七干校生活的“五七战士” ，“五七战士”这一称呼是李学愚在其著作《在五七干校日子》中提出来的，这一称呼体现了“五七干校”文学的创作者的特定历史身份。 　　五七干校时期盛行的是极左的激进的思潮，作家的创作权多被无形的剥夺了，一些作家干脆退出了创作，仅有少数作家像郭小川、牛汉等还坚持着文人立场，进行着潜在的写作。郭小川自认为“我拯救了我的灵魂”，他的诗歌有一种不屈抗争的精神。如 “在大风大浪中，清扫骗子手们，死后的恶臭和生前的阴毒”，抒发了一个忠贞的战士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可是就是这样的诗也招来忌恨和迫害。而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等诗，通过一些动感的视觉意象，表现了生命在特殊环境下的伤残、抗争和坚守，是一种对“自由”的沉痛呼唤，是那个特殊时代一些人的真实写照。值得一提是一本原文化部干校政工组编印的油印本――《向阳湖诗选》，它是五七干校时期官方组织创作的，是文人集体创作的产物，大多数诗歌充满了革命的豪情。但细读起来，可以感受到“五七战士“的个体意识的丢失。毕竟他们身处在那种被限制自由、进行思想改造的环境，集体意识掩盖了个体意识。陈白尘后来出版的《牛棚杂记》更是证明了在那个不自由的时代环境里，“五七战士“也许只能以日记这种偷偷摸摸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实现着一种“悲哀”的自由。 　　进入新时期八十年代以后，文学环境由禁锢转向宽松，强加的文学规范已经渐渐消失，在“拨乱反正”的社会思潮的号召下，文学界也积极致力于“拨乱反正”，实现向文学自身的真正回归。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激情岁月”，文学界以前所未有的自觉姿态实现着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一致，达到了一种亲密的同构关系。 “五七战士”在脱离那段以被历史否定的岁月以后，重返文学的“新天地”，对五七干校生活的书写成为一些“五七战士”的首选。在反映那段历史时，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了个体意识的“自由性”，彰显着 “自由”精神。 　　“五七干校”文学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文学创作禁区的设置，在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对文学题材的自由摄取。如丁玲的《牛棚小品》写的是身居牛棚、处于险恶之境的丁玲夫妇患难与共、心心相印的真挚感情。杨绛在《干校六记》的一章《“小趋”记情》写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狗，让作者感受到生存在世间的一点情味和温暖。陈白尘在《云梦断忆》中写了作为“鸭司令”的他在患难岁月中鸭子相处的点点滴滴，等等。这些反映日常琐碎生活的作品放在“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是难逃被批判或禁止的。但在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是毫无争议的合法，作家对创作题材的摄取是自由的，文学创作反映的内容可以是革命的，也可以是日常的。 　　在八十年代，尽管“文学自觉”已大行其道，但许多作家也有着相当强烈的民族关切和历史责任的承担，“五七战士”亦是如此，巴金就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在对那段“历史记忆”的书写中，他们的笔下历史形态却是各异的。有苦难悲壮的历史，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火星的《残破的世界》等；有平静安详的历史，如杨绛的《干校六记》等；还可以是光辉灿烂的历史。早已被否定的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文学中却是呈现各异的面貌，这可能与“五七战士”本身在那段历史中的切身遭遇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五七战士”个人意识的自由性。 　　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五七战士”的叙述的姿态表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有悲剧姿态，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火星的《残破的世界》等等，在他们笔下多出现“奴隶、奴隶学校、凶残”等充满悲剧情感的词语，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给予严厉的痛斥，所以他们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而在杨绛、陈白尘等人却倾向于以喜剧姿态来回忆那段岁月，如陈白尘对鸭子的调侃，还有不时窜出的明知故问的文言式的反问，杨绛对凿井的戏谑，等等。他们的叙述语调不是那么的紧张急迫，笔调裕如放松，对那段历史他们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他们对人生、文革”的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