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疯娘》出台的前因后果.docVIP

话剧《疯娘》出台的前因后果 　　不久前，在鲁迅博物馆的一个画展开幕式上见到5年没见的老友、作家红孩。“没变，还是年轻小伙子。”我说。我的理念是：做了父亲的男人脸上一定有成熟的皱纹了。“你也没变，还是老样子。”他说。我知道，他一直的关切是：柴火肯定变了。因为他知道这期间我的头顶翻天覆地。5年前，他采访我的时候我还是住在高级公寓的“阔太太”，一个或天南海北的“探险”或坐在家里的“作家”；而今，我“沦落”成一个“临时工”，靠月薪供养大学的儿子和狱里的老公。生活的强烈反差像一次“蹦极”游戏，发生在顷刻之间。庆幸的是我没有被毁灭，或者说是毁灭后再生啦――生命的再生能力来自我的母亲。来自我也是母亲。 　　红孩问我在做些什么，我于是跟他大谈起话剧《疯娘》：上世纪70年代初南方一个偏僻的山村，年轻漂亮却半疯半傻的“疯娘”， 被急于传宗接代的“奶奶”领进家门与憨厚的“父亲”成亲，生了一个儿子。“疯娘” 虽半疯半傻却不失母性的舔犊之情。“奶奶”嫌疯娘常常惹是生非，又因家境贫困，索性将完成了“接种”任务的疯娘赶出家门。数年之后，“疯娘”几经努力回到了儿子身边，儿子却以母亲的疯傻为耻。为了儿子，疯娘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敢于做。超越寻常的母爱渐渐打动了冷漠的儿子，可是一切都已太晚，为了摘儿子爱吃的野山桃，疯娘不幸掉下山崖。迟到的“娘”的呼喊令人肝肠寸断，却再也无法唤醒死去的亲娘……去年7月在广东首演，至今已经在全国13个省市演了116场啦！ 　　他惊讶也纳闷了：你怎么鼓捣起话剧来了。我笑笑，不知如何作答。我想起5年前他写的报告文学《柴火的罗布泊情结》，那时我俨然像一个探险家。人生在经历过数个急转弯之后，谁又敢确信视线中的美景就是自己的终极呢。 　　我不是专业剧作家，写《疯娘》是一个垂手的机缘。那天大家一起吃晚饭，在座有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会长李宝库、秘书长张志鑫，有广东话剧院的院长李仁义，有珍奥集团副总裁邵国平，还有我等几人。席间，李会长讲了他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个短篇纪实小说《娘，我的疯子娘》，一个疯子娘怎么以她特别的方式呵护着她的儿子，又怎么为了给儿子摘野山桃不慎掉下山崖。因为他在组织全国敬老爱老助老的教育活动，所以对母爱的题材格外留意。他的讲述把在座的我们都感动了，于是大家就商量能不能把这个故事搬上舞台或银幕，李仁义是话剧演员又是话剧院的院长，自然主张排成话剧。邵国平敏锐地捕捉到与企业的结合点，当即表示大力资助。我当时没怎么多想就逞能地表示：我来写剧本！《疯娘》的创意就这么一拍即合啦，那是2004年的9月。 　　后来得知《娘，我的疯子娘》最早是发在网上的一篇纪实散文，点击率很高，催人泪下。我把它down下来寄给狱里老公看，他也是作家，比我有名（名人比普通人更容易遇到违缘）。他对我写剧本比我自己的热情还要高涨。 　　 　　我列举了我能写好《疯娘》的三大理由： 　　 　　第一，我也有娘，虽然我娘不是疯子娘，但她对儿女的爱也是超乎寻常。 　　迫于生计，她做过被人瞧不起也被儿女瞧不起的脏活累活―拉泔水。酷暑，她的脊背一片湿透；寒冬，她摘下的手套如坚硬的冰板。年幼无知的我，靠娘的血汗钱吃饭上学，却嫌弃娘的工作给我丢人。每每在路上碰到她，我都是远远地避开。记得有一次，在寒冷的大风里，她弓着背艰难地蹬车走一段上坡路，我恰好从后面看见，因为身边有同学在，我想跑上去帮她推一把但却没有。后来，母亲的背累驼了；后来，母亲累死了。我对母亲的印象永远定格在了大风中的那一幕，内心的愧疚追悔莫及。我用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宽慰自己：“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若干年前我就想写写母亲，但总感觉写不好她。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写写她的机会了。 　　第二，我也是娘，我虽不是疯娘，但对儿子不顾一切的爱，我深有同感。 　　记得他爸出事不久的一天晚上，派出所警察突然打来电话。那段非常时期，我一听警察就条件反射似的紧张。原来是儿子想要一支钢笔，但他知道家里没钱了，忽生一念就从超市“顺”了一支，结果被保安揪住交给了旁边的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我无话可说，眼泪无声地流下来。从那时起，我体会到母亲的分量：多少艰难得自己扛，宁委屈自己别委屈孩子。 　　第三，依我的写作功力，写《疯娘》绝无问题。一动笔，我才意识到我是小看了话剧。 　　 　　我忽略了我不适合写《疯娘》的： 　　 　　第一，写话剧我是门外汉，充其量只在部队写过几个小品。我一开始是把场景设定在北方，因为北方的生活北方人的语言习惯我相对更熟悉，但后来导演从舞台效果考虑，建议改在南方。在本子里我写过一个细节，奶奶提着一篮子鸡蛋要去集市上换盐，疯娘趁奶奶没注意偷了一个想给儿子留着吃，又放进一个土豆“滥竽充数”。这是个挺有趣的细节，也符合疯娘的性格。但是在舞台上，观众分辨不出哪是鸡蛋哪是土豆。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