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州滑稽戏的江南诗性文化特征.docVIP

论常州滑稽戏的江南诗性文化特征 　　内容摘要：常州滑稽戏是中国剧坛的奇葩，作为一种独特的喜剧艺术样式，业已成为江南本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江南文化的诗性文化特征体现为常州滑稽戏强烈的文学性、重抒情而轻戏剧冲突的诗性气质及善于以儿女情长为切入点传达社会变革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常州滑稽戏 江南诗性文化 滑稽戏，俗称“江南滑稽戏”，属喜剧和闹剧范畴。作为中华民族的喜剧艺术样式，它以其雅俗共赏的品位得到了中外学界的认可与欣赏。它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讽刺滑稽”“幽默滑稽”等类型，而以张宇清为代表的常州滑稽戏拓宽了滑稽戏的艺术表现形式，开辟了“抒情滑稽戏”的新天地。张宇清在《滑稽戏与文学性》中明确表示“让生活中一句平凡的话变成一首动听的歌。这就是滑稽戏的文学性。……滑稽戏是最迅速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好剧种。”[1]以真情实感、优美动听的诗意化的艺术手法来表现平民化的现实人生，这是张宇清所理解的滑稽戏观。他反对无意义的滑稽逗笑，注重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喜剧因素和诗情画意，丰富了滑稽戏的表现手法和风格形态。“抒情滑稽戏”的诞生不是剧作家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深受江南文化的熏染而成 江南一马平川，山清水秀，自古人杰地灵，其本土文化具有浓厚的诗性意味。东晋王室的南渡，使中原士族贵族精神与本土精英文化的结合，产生以“审美-诗性”[2]为核心的江南文化。邱江宁指出，“士族精神”的特质在于重性情、贵神韵；“书生气质”的特征是儒雅、重情趣，二者的契合点是以审美为核心的“诗性”特征。因此，“诗性”遂成为江南文化的本质特征。它和北方文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北方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体的文化形态，强调道德与伦理的价值取向，而江南文化则以诗性审美为价值取向。”[3]可见，在江南诗性文化的熏陶下，作为土生土长的江南剧作家，张宇清深谙江南式的幽默和诙谐，他在创作中自觉地以抒情化手法来表现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在他的笔下，没有犀利如匕首的讽刺，也没有纯粹为逗乐的搞笑，他的作品宛如一条欢快的小溪，波澜不惊，清澈见底，却有几尾拔动心弦的小鱼在嬉戏玩耍，使人在不经意间读懂鱼之乐，会心一笑而过 首先，江南文化的诗性传统体现为常州滑稽戏强烈的文学性。正如张宇清在《滑稽戏与文学性》中所说，将街头巷尾的乡间俚语转化为委婉动听的诗意化的表达，这就是滑稽戏的文学性。《多情的“小和尚”》第三场“穿针引线”中，宋巧音在窗下绣枕套，仰望天上的一轮残月，触景生情，唱道：“春季到来绿满窗，巧音我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小和尚唱道：“夏季到来柳丝长，父母双方打相打，过去贫穷讲情义，如今发财却不卖账！”宋巧音又唱：“秋季到来荷花香，夜里做梦哭一场，梦见多少冷酷的心，梦中盼望出太阳。”小和尚为她打气：“冬季到来雪茫茫，大雪纷飞红梅放，情感总有回归日，大地一片暖洋洋！”最后是两人合唱：“四季如春鲜花香，人间晚晴有希望，只要留得真情在，青山绿水也会唱。”[4]这曲诗意盎然的对唱化用了周璇的《四季歌》（田汉词 贺绿汀曲），同时也借用了江苏民间小调《孟姜女》的“四季体”写法，歌曲的旋律情绪压抑而感伤。歌词与《诗经》中的很多爱情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运用“兴”的手法，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物。每段都以咏叹季节开头，四季的更替象征了人生命运莫测，传达了爱情的一波三折以及恋人的情意缱绻。“柳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内涵，喻示离别。古人咏柳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篇。“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就表现了柳永对恋人的思念。而在汉唐更有折柳送别的风俗。友人折柳赠别或吹奏《折杨柳》曲，以表达惜别之情。李白有诗《忆秦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在滑稽戏中插入这么一大段颇具古风古韵的《四季歌》，既让人联想到周璇歌声中的哀怨思念、缠绵悱恻、坚贞不屈的爱情，又在结尾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寄希望于美好的未来，符合滑稽戏的整体氛围，真可谓神来之笔。正如钱念孙在《朱光潜论中西戏剧的异同特点》中所述：“从美学上看，诗歌不像散文，更不同于日常说话，它是一种更形式化的艺术，因而常常能和实际人生拉开距离。诗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讲究音韵格律，其功用是把人们从现实生活的实用态度中拉开，引导到纯粹的审美意象世界里去。正是如此，像中国戏剧这样以诗入剧，则可以使戏剧语言由于拉开了与现实的距离而增强其审美感染力。”[5]滑稽戏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以诗入剧”，具有诗情画意般的抒情色彩，在强调幽默诙谐的同时也能调动观众的审美情感，给人美的享受 其次，江南诗性文化体现为常州滑稽戏重抒情而轻戏剧冲突的诗性气质。江南诗性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以审美情感去观照世界，重主观抒情，轻客观叙事。虽然滑稽戏重视喜剧情势的组织，但常州滑稽戏的戏剧冲突不是大奸大恶、大是大非，而是生活中的静水微澜，而且最终冲突双方总会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