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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强制性传播的类型和特点 　　倒退二十年，中国还是一个媒介稀缺、信息稀缺的社会。那时候，谁家要是有一台电视机，都会让左邻右舍羡慕得不行。可是到了今天，电视机已经成了寻常百姓的家常用品，有的家庭甚至有两台、三台电视机，而且可能是液晶的。更让二十年前的人难以想象的是，当年一票难求的电视机如今是随处可见――从车载电视到楼宇电视，从地铁电视到机载电视，从广场电视到电梯电视，甚至躲都躲不掉，想不看都不行。这种从渴望看电视到被“强制”看电视的过程，生动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反映了我国电视行业的繁荣发展。从技术的角度看，车载电视、楼宇电视、广场电视等都是属于广义的新媒体的范畴（狭义的新媒体仅指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强制性传播”现象同样严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上述各种新媒体电视的传播则都属于“强制性传播”。 　　所谓“强制性传播”，就是新媒体的运营机构或个人在没有征求公民意愿的情况下、以“强制”手段扩散信息以求达到某种目的的传播行为。 　　这个定义意味着强制性传播必须具备六个特征或“要素”：一是传播的载体必须是新媒体。二是传播的主体可以是专业的媒体运营机构，也可以是掌握媒介传播技术的个人。三是传播的内容是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音视频信息。四是传播的主体在传播的时候没有征求传播对象或潜在传播对象的意愿。五是传播行为伴随一定的“强制手段”。这里的“强制手段”并非是以人力或工具或恐惧诉求胁迫受众，而是利用受众无可选择的处境或视听器官的天然感应性造成对信息的被迫接受。“强制”的目的是对受众注意力资源的掠夺。六是传播对受众产生了一定的效果。这里的受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受众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潜在受众），狭义的受众仅指某次强制性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接受者。这里的效果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传播效果是指媒体长期的传播行为累积引起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一切影响和后果；狭义的传播效果仅指媒体的短期甚至某次传播行为实现其意图、目的或目标的程度。 　　从传播效果上看，“强制性传播”对社会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满足一部分人的信息需求，也可以用来传播一些公益信息，甚至可以被纳入社会预警和救援系统。有害的一面就是，即便不考虑一些信息内容是否适宜在公共场所传播，“强制性传播”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公共空间的视觉和噪音污染以及对公民免扰权利的侵犯。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强制性传播”的类型和特点。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深入认识包括各类新型电视在内的新媒体“强制性传播”的规律和特点，进而兴利除弊。 　　 　　按主体划分的强制性传播 　　 　　强制是一种行为。任何行为都有主体，亦即行为的启动或实施者。从主体上看，新媒体的强制性传播行为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组织型强制性传播。所谓组织型强制性传播，就是以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名义发动、组织、实施或赞助的带有强迫意味的信息传播活动。这里的“组织”不包括政府各类行政机构。 　　组织型强制性传播活动具有以下特点：公开性、谋利性、规模大、时间长、形式多和成效高。 　　（二）个人型强制性传播。所谓个人型强制性传播，就是以个人的名义发动、组织、实施的带有强迫意味的信息传播活动。如手机垃圾短信、垃圾电子邮件等。 　　有少数人私下组成的非法集体由于不具备组织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即使从事强制性传播活动，也属于个人型强制性传播。如主谋的“熊猫烧香”病毒传播事件。 　　个人型强制性传播活动具有以下特点：私密性、规模小、时间短、密度大、形式少和成效低。 　　（三）国家型强制性传播。所谓国家型强制性传播，就是国家或者以国家名义发动、组织、实施的带有强迫意味的信息传播活动。 　　这类强制性传播活动一般都是伴随着国家行政机构在传播领域的重大战略转变或者配合国家的重大决策。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规定，2009年2月17日之后，全美国的全功率电视台都将终止模拟信号广播，只进行数字广播。原本免费收看无线电视节目的观众只有三种选择继续收看数字电视节目：一是购买一个数字模拟转换机顶盒；二是购买一台数字电视机；三是定制通过有线或卫星传送的付费电视节目。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从2003年起正式启动的全国数字化电视战略和在各大城市推动的有线数字电视网络整体平移等，强制性地改变用户收看电视的方式，虽然有利于电视产业的转型和长远发展，但本质上也属于强制性传播活动。 　　国家型强制性传播活动具有以下特点：公开性、公益性、行政性、规模大和效果好。 　　 　　按消费场所划分的强制性传播 　　 　　任何信息传播活动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载体或媒介形态。任何媒介消费也都有一定的空间环境。数字技术出现以后，媒介的种类空前增多，消费的空间也向两极发展――或扩而大之为公共场所，或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