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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抗战时期文学思想的进展 一、1931-1937年：从“普罗”到“左联” 普罗文学作家适应社会需求，借助文学作品积极宣传无产阶级思想，实现了创作的预期,欣赏者的要求和作家创作心理的预期的统一,促成了普罗文学的繁荣。当时,普罗文学创作广为流传,出版普罗文学,阅读普罗文学，成为时尚。不管作家是否能自觉意识到这样的影响，也不管是否在主观上清晰地意识到在这样的氛围下必须作出自己的文学选择、创作追求的变化及其意义，作家们自身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都在明显加强，在创作中,不管是主动改变其创作的路径还是被动作出自己的文学选择,都是受当时政治文化氛围制约的必然结果。这种制约导致了作家创作最为显著的变化。三十年代另一重要的文学现象是大批作家思想的向左转，最终促使“左联”的成立，营构了最初的革命文学的氛围，并影响大量的青年作家走上革命文学的道路。三十年代是一个“红色的30年代”，各个国家的文艺与思潮都趋向“左翼”，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抗战全面开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运动时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期。随着抗日战争局势的发展，文化格局又发生了巨大转变。学界通常将1937年以后的抗战分为两大阶段，1937年至1942年的抗战中前期；1942年至1945年的中后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从客观社会环境，政治政策，到作家的文化心态，文学的审美和艺术趋向，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左联”的成立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这个团体坚持一种无产阶级思想信念。黄药眠曾讲过：“感谢创造社的向左转，在这一时期，我读了好些英译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反杜林论》等”。[1]“于是我决心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无产阶级的车轮上。”[1] 在当时普遍的向左转的政治形势下,南国社内部成员开始分流，部分左转的作家另成立摩登社，这就使得田汉左转成为必然趋势。1930年,他公开发表《我们的自我批判》，以表彻底和过去诀别的决心。类似情况不胜枚举。曹聚仁曾感慨道“:当社会斗争的列车向我们正面驶来hellip;hellip;在我们身边驶过,我们的感受如何呢?”[2]他看到周围的人对于革命和政治的各种不同的态度：激进的有，“出而行其道”的有,还有看革命的,他自己对革命的态度是“只要不把自己卷进去,就让它从身边滚过去再说”。[2]显然曹聚仁也想做一个“看革命的”，但他又不能不承认“,对于革命，我们都曾讴歌过、宣传过，不管我们和革命关系的深浅如何，我们的思想多少受过这一革命潮流的洗礼”，[2]他不想问政治，政治却不肯远他而去。他虽表示不问政治，但回避不了对社会政治作出自己的思考。他在《申报bull;自由谈》上发表的《生背痛的人》因被视为有影射之嫌,而受汪精卫电令查办。叶圣陶曾被曹聚仁划为“看革命”的一类，但他并没有如曹所言，让革命“从身边滚过去”不使自己卷入。虽曾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受到过“革命文学家”们的批判,但叶圣陶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却不避政治风险,不回避“红色犯禁”,发表了许多革命作家创作的激进、色彩浓烈的革命文学作品。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也从“革命文学”中汲取了营养。正如1928年2、3月间朱自清在他发表的《近来的几篇小说》一文中所评价的那样，叶圣陶的小说《夜》以时代的生活为题材，开创了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种新趋势,其实就是当时许多“革命文学”描写题材的趋势。不论是诸多作家主观上政治意识的加强，还是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对“政治”问题的关注，都形成了三十年代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显著的新变化。另外，三十年代还有大批作家虽未在组织上加入“左联”,但其思想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却往往是与左联作家趋于一致。王统照在1929年“普罗文学”运动兴起后,写成诗歌《这时代》,表明其向大革命失败后的沉闷忧郁告别,并在诗中暗示了革命斗争的火焰将遍地燃烧。即使像罗淑这样被许多人说成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的人,事实上也只是“把他的热情隐藏在温厚的外表下，”[3]而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革命的斗士”。巴金曾说过“我在30年代就常常说我不是艺术家hellip;hellip;我在生活,我在战斗。”[4]普遍的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政治化趋向,使大量中间派作家的“中间立场”难以“中立”,这更能说明三十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语境对作家们起到多么巨大的制约作用。向来被视为较少政治色彩的作家老舍，他的创作也未能避开革命文学的影响，尽管一再表示过对政治的厌恶，但却未能避开政治化语境的裹挟，对这一点他自己曾明确予以承认：创作《黑白李》“能说明我怎样受了革命文学理论的影响”，[5]从以上的陈述中可以看出,不管是自觉或是不自觉,三十年代作家政治意识普遍地加强,作家们思想意识的政治化已成为一种趋向。 这种政治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