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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道德风险下农业企业管理探究摘要：文章从农业企业特性出发，发现农业企业内部和外部存在更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道德风险角度对农业企业信息对称和不对称问题进行分析，探寻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以解决农业企业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关键词：农业企业；道德风险；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 农业企业（包括私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其中以国有农场形式为主）在我国的发展有很长的历史。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浪潮的袭击，加上国有农业企业负担过重，使得国有农业企业的改革也已经提到了日程。农业企业与工业企业内部和外部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农业企业通常与动植物的自然生长密切相关，与地理位置特别是气候等自然因素紧密相关，而自然因素存在着相对更大的不确定性，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除了无法预测外，还往往不可抗拒，至少预测与抗拒成本是非常高昂的。更为重要的是农业企业基于其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业产出中自然作用和员工努力无法区别开来。所以农业企业在进行职能分离和产权改革过程中，还需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入手来改善内部管理机制。 一、农业企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模型的构建 考虑到农业企业中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假定农业企业代理人是农民；不管企业的所有权如何，委托人是企业的老板或国家等，即企业的实际所有者。基于此，现构建农业企业委托－代理模型，对农业企业内部运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 在农业企业中，企业所有者要使农民按照企业所有者的利益选择行动、从事生产，但企业所有者不能直接观测到农民选择了什么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由农民的行动和其它外生的随机因素（如自然因素、土地因素等）共同决定的一些变量，如产量和产品质量，农民的行动信息对于农业企业的所有者来说是不完全的。假定企业所有者在事前通过一些事实判断农民确实具有做好相应工作的能力，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企业所有者却对农民能力的发挥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至少要做出准确判断的成本非常大。因为农业企业所有者无法区分产出是出于年景好所包括的自然或社会因素，还是出于农民的努力。那么农业企业所有者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根据可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代理人，激励其选择对农业企业所有者最有利的行动，从而实现农业企业所有者的目标。参照委托－代理理论“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方法”（Mirrlees，1974，1976；Holmstrom，1979；张维迎，1996），现将农业企业所有者的问题表述如下： ■∫v（π-s（x））f（x，π，a）dx① s.t.（IR）∫u（s（x））f（x，π，a）dx-c（a）≥u② （IC）∫u（s（x））f（x，π，a）dx-c（a）≥∫u（s（x））f（x，π，a’）dx-c（a’），?坌a’∈A③ 该模型假定农业企业所有者和农民的v-N-M期望效用函数分别为v（π-s（x））和u（s（x））-c（a）。其中，a表示代理人行动集合A中的一个委托人希望的特定行动；a’也为代理人行动集合A中的任意一个行动；s（x）是委托人根据可以观测到的一个结果x而设计的一个激励合同；π代表一个货币收入，或者说是产出；c（a）代表代理人采取行动a时所支付的代价，或者说成本；f（x，π，a）表示由可观测到的结果x、产出π和代理人采取的特定行动a共同解释的“自然状态”的密度函数。 ①表示农业企业的所有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形式。②、③分别代表两个约束条件，即参与约束（或者称个人理性约束）和代理人的激励相容约束。①说明农业企业所有者的目标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②说明农民从接受农业企业所有者合同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必须大于至少是等于不接受农业企业所有者合同时能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③说明农民选择农业企业所有者期望的行动所带来的期望效用不能比农民选择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动所带来的期望效用小。 这里所构建的农业企业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模型，简单地说就是农业企业所有者的期望效用函数，面临着农民的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约束。在这个模型中，企业所有者和农民都各自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那么如何在此条件下来签订最优合同呢？这是我们要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对称信息下的农业企业最优合同机制 首先从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合同，即最优风险分担合同和最优努力水平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对称信息下，最优风险分担问题变得比较简单，假定农民的行动a是可观测的，那么农业企业所有者可以根据观测到的a对农民实行奖惩，此时激励合同可以建立在对行动的控制上，农业企业所有者可以设计任意的“强制合同”。最优风险分担合同研究特定行动下的产出最优分配方式，最优风险分担合同分析结果显示，风险规避度决定最优风险合同的签订。如果农业企业所有者和农民都是严格风险规避的，最优风险分担要求每一方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农业企业所有者是风险中性者而农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