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苏里船歌》案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研究.docVIP

《乌苏里船歌》案和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研究【摘 要】《乌苏里船歌》案是我国第一起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纠纷方面的司法案例，该案例争论的赫哲族文化权利的主体《乌苏里船歌》是作曲还是编曲等几个焦点问题凸显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保障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以人为本”原则的体现，发展理念的演变也使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 【关键词】《乌苏里船歌》案；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障 【作 者】田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D9XX年刊印的《赫哲族文学艺术概论》；《狩猎的哥哥回来了》载于1959年第12期《歌曲》杂志，并注明是“赫哲族民歌”，“金才演唱，吕聂记录整理”。1962年，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到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区进行采风，收集到了包括《想情郎》等在内的赫哲族民间曲调。在此基础上，郭颂、汪云才、胡小石共同创作完成了《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1963年12月28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郭颂演唱的《乌苏里船歌》记录上，“作者”一栏明确写着“东北赫哲族民歌”。此录制档案至今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完好保存。1964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的歌》第6期刊载了歌曲《乌苏里船歌》，在署名时也明确注为“赫哲族民歌”，汪云才、郭颂编曲。① 1999年11月，中央电视台与南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1999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幕式晚会。在郭颂演唱完《乌苏里船歌》后，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说：刚才郭颂老师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但我们一直以为它是赫哲族人的传统民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组委会将此次开幕式晚会录制成VCD光盘。北辰购物中心销售的刊载《乌苏里船歌》音乐作品的各类出版物上，署名方式均为“作曲：汪云才、郭颂” 原告赫哲族乡政府诉称：《乌苏里船歌》是基于赫哲族人民在长期劳动和生活中逐渐产生的反映赫哲族民族特点、精神风貌和文化特征的民歌曲调改编完成。涉案赫哲族民间曲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应当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被告辩称：《乌苏里船歌》是郭颂、胡小石、汪云才借鉴西洋音乐的创作手法共同创作的。目前全国赫哲族成建制的民族乡有三个，原告只是其中之一，他们无资格和理由代表全体赫哲族人提起诉讼。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委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从作曲的专业角度对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与《想情郎》等曲调进行技术分析鉴定。鉴定报告结论是：《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等赫哲族民歌的曲调基础上编曲或改编而成。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作为民族乡政府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的赫哲族公众的权益，原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乌苏里船歌》主曲调是郭颂等人在赫哲族民间曲调《想情郎》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再创作，改编完成的作品。郭颂等人在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客观地注明该歌曲曲调是源于赫哲族传统民间曲调改编的作品 据此，XX年12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认定《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而成的一审判决。被告郭颂及中央电视台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②XX年12月1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了二中院的一审判决。③ 北京市高法的终审判决为该案画上了句号，但该案所引发的讨论自始至终都没有停止过。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社会各界对民间文学艺术这一人类瑰宝的关注以及对赫哲族民族发展问题的重视，也是公民权利意识提高的见证 二、关于《乌苏里船歌》案的不同观点 该案是我国第一起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纠纷案，也是我国第一起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纠纷方面的司法案例，在法律界和音乐界引起了法律上、道义上、学术上的激烈争论。社会各界特别是音乐界、法学界的不少人士都自发参与到该案的讨论中来，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原被告之间的版权纠葛，更是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体的疑惑。究竟谁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主体?原告能否代表赫哲族人民?赫哲族人民的文化权利应该如何来行使? (一)赫哲族文化权利的主体问题 张革新认为，赫哲族人是赫哲族民歌《想情郎》事实上的权利主体。在本案中，原告根据《宪法》第119条、《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以及地方政府制定的《民族乡条例》的相关规定，代表少数民族利益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或民族乡有管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是适格的诉讼主体。④ 正如法院所认为的，原告作为民族乡政府既是赫哲族部分群体的政治代表，也是赫哲族部分群体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可能受到侵害时，鉴于权利主体状态的特殊性，为维护本区域内的赫哲族公众的权益，原告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