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我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docVIP

人类学我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摘 要】 自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乡土中国”便凸显在人们的面前。社会人类学通过村 落社区研究来体现其“乡土关怀”，形成了中国乡村社区研究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在XX年代经历过反思之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学者们为实现研究村落、认识中国的 学术追求，在突破功能主义的“封闭性社区整体论”和“无历史”局限的努力中，造就了中 国乡村社区研究的新特点和趋势 【关键词】人类学；中国；乡村社区；研究 【作 者】郑海花，广西民族大学XX年，他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以自己在中国农村的亲 身经历和对中国农村敏锐的观察，对中国农村进行了精彩、生动的描述，明确提出“中国乡 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考察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佳切入点和关键②。而在另一部以中 国乡村生活为素材写成的著作《中国人德行》(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他更明确地 指出：在村庄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中国人的生活知识，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 个基本单位③ 受此中国观的影响，高延(J.J.M.de Groot)④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西方人类学 的先 驱者也把乡村作为理解中国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高延于1877年来到中国，深入厦门南蒲(Na nputt)寺一带做田野调查，先后在厦门居住了12年。1882年，他根据自己所收集到的厦门 城乡民间仪式材料和文献材料，写成《厦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1892年，又 写成《中国宗教系统》(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一书。在他看来，中国民间宗 教的基础是古代的泛灵信仰和儒道的社会伦理与宇宙观，它所反映的是中国人处理社会关系 的逻辑和对世界的看法。作为中国古典传统的衍生形态，要对之进行研究必须熟知中国上古 和中古文献。因而他对中国民间宗教社会文化意义的探讨，是通过田野调查，然后综合古代 文本而展开。葛兰言是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 谣》(1936年以法文出版)和《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⑤。与高延一样，他也在中国长 期居住(1911～1913年间)，但与高延不同，他未做田野调查。他对中国的研究所采用的方 法是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方法。尽管高延认为田野中之所见，乃是上古“大传统”衰退的 后果，葛兰言却认为田野文化乃是上古“大传统”的源泉，两人观念的差异和矛盾显而易见 ，但二者都将乡村看成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必须重视的“基础”。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创了 “以村见国”的记述方式⑥ 然而，以规范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对中国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的历史，现在学术界一般都认 为是由美国学者葛学溥(D.H.Kulp)开启的。葛学溥大约在1913年来到中国，在上海沪江大 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他曾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间，多次组织学生利用假期对华 南沿海地区的凤凰村进行调查⑦，并以调查所得为基础，于1925年写成《华南农村生活― ―家族主义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在哥 伦比亚大学出版⑧。葛学溥认为：对中国这样广大区域生活进行概括是危险的，“要真正 了解当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不能仅收集抽象的资料，也不能仅对一般兴趣的题目进行分类 ，而是应该选择某些群体、村落和地区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详尽的资料，并利用资料进行 相关和交互分析以发现中国社会的功能、社会发展的过程和未来的趋势。”⑨在他心目中 ，村落是中国社会的基础，“村落不仅居住着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和经营农业，在现代贸易的 相互渗透和交往频繁的情况下，村落研究更具有国际的意义”⑩，可是以往对乡村生活的 研究过于概括的结论，影响了其权威性和可信性，因而“在中国每一个大区内选择一个村落 进行调查是有意义的”B11。《华南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社会学》一书以乡村民族 志的方 式，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 会控制等。葛学溥创造性地提出了 “家族主义” 这个核心概念，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 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 。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务、行为都会采纳、推广，反之 ，就会视为禁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控制、宗教 信仰、亲属制度都围绕家族主义这一核心。作者还提出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尽 管以现在看来，葛学溥对凤凰村的调查不乏调查不深、阐述不清之处，但该书却对汉学人类 学具有开拓性意义。书中的一些概念、观点和资料常为以后从事中国研究的中外人类学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