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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治发展逻辑路径和启示性意义摘要：苏联解体后，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激进民主、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的逻辑演进。俄罗斯在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呈现出许多规律性的启示，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发展；民主；权威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的改革实践并没有达到俄罗斯政治精英和公众的美好预期，相反，激进民主释放的能量使其政治与社会发展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俄罗斯对西方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哲学家巴纳林指出，“西方的整个战略明显地不对称，它们在有意地把极端颓废的自由主义输出到俄罗斯，而为自身的需要则保留着具有动员能力和攻击性的新保守主义方针，这里面包含着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现实的教训使西式自由民主失去其在俄罗斯市场与号召力。人民对社会生活的动荡十分厌倦，强烈要求政治的发展有序化、制度化，要求加强国家权威和恢复社会秩序 为了适应俄罗斯社会转型、国家重建的需要，强调秩序、国家权力的权威主义取代民主主义成为最现实的选择。1993年的“十月事件”，叶利钦通过武力解决议会反对派后，强行通过了一部打上叶利钦烙印的宪法，为结束国家政治的“真空状态”、恢复国家的法律秩序打下了基础。应该肯定的是，叶利钦时代后期的政治发展，体现了合理化、有序化和制度化倾向。然而，俄罗斯的民族信念、国家权威和社会法律秩序并没有能真正恢复。俄罗斯的政治斗争在叶利钦时代始终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一直如针尖对麦芒。叶利钦自己也承认，在他执政期间，“任何法令在议会上院都无法通过，任何一项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改革都会遭到极其强烈的、政治上的破坏；我们遭遇的不是共同的努力和耐心，而是暗中不满，继而便是极为强烈的抵制，这就是政治自由的代价”。这一历史的任务落到了普京身上 (二)“可控民主”阶段 XX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执政后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联邦行政权力受到地方势力的挑战和联邦会议的干扰，议会成为各派势力争权夺利的舞台，而不是一个有效管理国家的组织；地方势力膨胀，地方行政长官对中央的离心力增强，甚至挑战中央的权威。加强中央权威一直是普京政治改革的重点。为此，普京上台后，在政治领域坚决打击分裂势力，削弱寡头影响，整顿社会秩序，改组权力结构，基本扭转了叶利钦时期府院两派严重对立、地方诸侯权力膨胀、中央权威不断弱化的局面，结束了过去几年的政局混乱状态，初步建立了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垂直权力体系。所以说，在普京任总统后的第一任期内，通过强化中央权力，已经开始出现俄罗斯学者称之为“可控民主”的状态 XX年12月，普京以别斯兰人质事件为契机提出了十多年来最为震撼的政治改革方案：一是改变联邦主体领导人的产生办法，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不再由地方直选而改由俄联邦总统提名，然后由地方议会批准。二是改革杜马选举制度，将俄国家杜马的混合选举制度改成单一的政党比例选举制。上述两项制度性改革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中央权力地位。此外，还通过加大反恐力度、继续“整肃”寡头势力、加强对石油天然气和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等措施，确立了普京个人的无上权威。上述情况表明，俄罗斯总统集权的趋势进一步增强，普京已经把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主要政党和媒体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实现了有一定限制的有序民主，可以说，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的制度已基本形成 在经历了叶利钦时代民主混乱期后，俄罗斯把政治发展定位于可控民主。“可控民主”顾名思义就是需要一个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实质就是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而这个控制者显然只能是总统。这种强势总统执政方式显然不同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因为它并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且也始终遵守基本民主原则，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过大的权力使其能够事实上成为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事实证明，“可控民主”是俄罗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也是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的 (三)“主权民主”阶段 普京的政治改革招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强烈指责。面对西方的“民主攻势”，普京在XX年《国情咨文》中，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提出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根据本国历史、地缘政治、国情和法律自主地确定民主道路，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随后，俄罗斯的一些知名学者和政治家把普京的政治发展模式进一步解读为“主权民主”的模式 “主权民主”概念的提出反映了面对西方指责和压力下俄罗斯国家意识的提升，主权民主依然是可控民主，但却是普京对国家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延伸，可控不只是控制国内的政治秩序，还不允许西方的染指，同时，也是对国内意欲倚仗西方势力伺机而动的反对派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