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垄断法》不同看法.docVIP

对《反垄断法》不同看法人们盼望已久的《反垄断法》于XX年8月30日，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自XX年8月1日起施行。这部历时13年立法过程的法律的出台，是各种利益激烈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现在法律出台后依然有各种意见，反应强烈。 对立法粗线条和“反垄断双语”多有议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这部法律的确是粗线条立法，但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没有反垄断传统并鲜有反垄断执法经验的国家来讲，这不一定是不好的选择。我们不仅不宜把原则性立法与不足看作是缺陷，反倒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反垄断法本身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中国，所谓的经济宪法真的有了一个法典化的基础 学者薛兆丰则认为，《反垄断法》“反垄断双语”贯穿条文，这种结构上诸如“本法禁止某某垄断行为，但若它确实有助提高效率，便不属垄断行为”式的条文和论断，在美国和其他各国反垄断的百年实践中其实随处可见，常被称为“反垄断双语”。这不仅说明反垄断法还拿不准究竟要反什么，更说明咬文嚼字是反垄断司法的特征。毕竟，是不是“为了改进技术”或“为了提高竞争效率”，难有明确标准。由于《反垄断法》中存在大量反垄断双语，将来政府和企业可能要付出数以亿计的金钱，来让经济学家、律师、媒体从业者和政府官员进行咬文嚼字 对反行政垄断条文反应激烈 车海刚在他的文章中说，行政性垄断不只是个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单靠一部《反垄断法》不可能一蹴而就地禁绝行政性垄断，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不断深化改革 黄勇教授认为，尽管对行政垄断在法律规制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甚至有时候可以说它是无牙齿的老虎，但在法律出台的最后一刻还是增加了执法机关的建议权，这是一个小小的进步。有建议权就好办了。民众的呼吁有时候效果并不是很好，但作为一个行政机关，而且是执法部门，其提出建议，分量是不一样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表示，长期以来的传统形成了在市场体制中引入行政管理的做法，行政垄断造成不平等竞争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不反行政垄断，也无法反经济垄断。他建议对禁止滥用行政权力的规定深一点、细一点，不要太笼统，在目前行政权力处于强势的情况下，过于原则的规定无法执行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评论文章则认为，未来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适时制定出反行政垄断的法规。除此之外，反垄断的工作还须继续深入，不能单靠立法工作，更有赖于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首先是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形成广泛竞争的局面，其次是要明确专营专卖的范围，并逐步限制和取消 对执法机构设置及裁量权普遍提出置疑 盛杰民教授说，关于执法机构的规定跟我们原来的设想有一定的差距。我记得以前江平教授讲了两句话，其中有一句说希望将来反垄断执法机构是跟国际上一样的，权威性的、专业化的、独立的甚至是准司法性质的机构，现在的机构看来既不是独立的，而且还是双层的，它是反垄断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双层结构。在执法过程当中，反垄断委员会不是执法机构，执法机构可能还和其他行业主管部门有很多的分权问题 黄勇教授说，除了上级主管部门以外，起码应该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对行政垄断的管辖权和告诫权，可以界定它的行为是否违法，可以提出处理意见，做出提醒。在立法的最后阶段还增加了“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 薛兆丰学者指出，执法机构职能重叠，反垄断委员会不仅负责《反垄断法》的细节完善工作，还负责协调和指导反垄断的执行工作，这与负责执法工作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产生了职能重叠。这种设置，将给反垄断法司法结果带来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即使当事人愿意依法办事，但读完法律后仍然不知道自己将要进行的商业活动是否违法，其结果不仅涉及至少两个执法部门，而且也与自己的公关效果有关，那么整个反垄断法的司法成本就会变得相当高昂。不怕明确规定，就怕没有明确规定，这是许多企业的忧虑。立法者有必要帮助当事人在事前尽可能准确地预测其计划被批准的可能性 舆论认为，新法颁布后，寻租活动将大大增加，《反垄断法》正式免除了行政垄断机构的责任。几乎每项规定都有相应的非常宽泛的赦免条款，使得反垄断执行机构的酌情空间非常巨大。功能有所重叠的反垄断执行机构进一步加大了反垄断司法结局的不可预测性。巨大的灰色地带，将迫使企业间的竞争从力争满足消费者的方式转为力争说服反垄断官员的方式，即从致力于创造利润，转为致力于寻租 寄希望于实施细则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黄建初认为，《反垄断法》无疑还有更多空间可以拓展：未对行政垄断作详细的规定，没有理顺反垄断监管与行业监管的关系，对于执法机构没有明确的责任与权力界定，过于原则化和粗线条……我们期待这些问题能够在随后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建设中寻求解决 时建中教授说，对于实施细则的建议，我有很多，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