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商伦理影响和历史价值.docVIP

近代苏商伦理影响和历史价值摘 要:传统社会的解体推动苏商传统伦理发生深刻的转变,提倡伦理启蒙、民族救亡和实业救国等新思想成为苏商伦理的主流。他们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质的飞跃。这种伦理对当代苏商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仍应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近代苏商;历史价值;伦理影响 中图分类号: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XX年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加重,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已经伴随着国门的开启而开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1]传统社会的解体推动苏商传统伦理发生深刻的转变,提倡伦理启蒙、民族救亡和实业救国等新思想逐渐成为了苏商伦理的主流。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缫丝、纺织、面粉、采煤等近代工业在无锡、南通、苏州、常州等地陆续兴起,苏商也从一个地方性商帮一跃而成为一个能够左右民族经济的商业流派,在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了自身质的飞跃。从苏商的身上可以看到明显的伦理特征 第一,实业报国、富国利民。在旧中国形成的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财团)中,江苏独占鳌头。据资料统计,到1919年,全国实行工商注册的工厂共375家,江苏达155家,占当时工厂总数40%,位居全国之首[2]。其中,张謇创立的大生资本集团包括工业、交通、金融、航运等企业,总资本达7000多万元,是XX年金融史的一个缩影 第四,提倡修为、注重诚信。《论语#8226;学而》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实业家同样需要做到“正心观止”,以天下之至诚而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由于近代苏商都肩负着救国的使命,同时,他们当中又有不少是知识分子下海经商,带着浓厚的儒家绅士与学者的风度,经商不为钱,诚信往往就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因此,绝无今日不良商人坑蒙拐骗的念头与做法。张謇将企业集团命名为“大生”,取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穆藕初的纱厂取名“德大”、“厚生”,则取自《尚书》;范旭东的化工产品精盐命名为“久大”,烧碱为“永利”。他们都将诚信当作经商成功最重要的原则。范旭东的商业诚信还体现在愿意为有志于化工事业的团体与个人提供服务上,做到资源互享、信息互通。与封建社会旧商人不同的是,近代苏商大多数人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胆识和诚信获得成功。范旭东、穆藕初受西式教育,积极倡导实施科学化的企业管理,通过身体力行还企业家以科学管理企业的职责。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有人提出政府可以以国家的名义把民营工厂收归国有,范旭东认为这完全是“无识之见解”。他在创业之始就明确表示:“愿出任巨艰,股本自招,设计自办,不用政府操心,也不用官股提倡,更不容外资羼入,完全商办。” 二、苏商维护伦理影响的主要途径 为维护自身的伦理影响,近代苏商首先从伦理灌输开始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江苏人自古特别重视教育,苏商的创业精神可谓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据统计,清代科举考试共出了130多个状元,单苏州府就占了近两成,有时候连续几年都出在苏州府,是全国出状元最多的地方。苏商们不仅把经商视为谋生的手段,更是把经商当作家族追求的事业来对待。他们大都以家训为主要方法,选择良好的外界竞争环境,同时,重视启发被教育对象内在的自觉性,即所谓“非以绳束之也,导其自适而已”。在“治生”思想的影响下,商业伦理与技艺道德同时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这也是子弟恪守孝道、善继父兄之志的重要表现。当时的许多士大夫已经从轻视商贾的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他们一般不再要求子孙死走读书做官的道路,而是因材施教,资质不足者就鼓励他们弃儒从商,使整个家族亦商亦儒亦官,达到儒、商、官三者一体,从而成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不过,清末至近代的苏商虽然以豪迈的气概对待经商与直面社会,但就整个群体而言,此时的苏商并未形成独立的伦理人格,这种创业、乐业、守业精神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他们致富后没有像西方企业家那样投资产业,而是购置田地、营造屋宇、设立私塾,让有一定潜质的子弟再走读书做官之道路,反过头来实行官商结合,实现家族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儒、商、官三位一体和互相转换,并在官僚体制下循环往复运转的伦理文化追求使得早期苏商伦理具有明显的封建家族宗法特征,而缺乏创业所必须的民主、平等、进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 苏商维护其伦理影响的第二条途径是政治参与。自清雍正、乾隆朝以后,苏商实力渐强,政治参与意识开始抬头,由“在商言商”向“在商言政”转变,其政治影响日渐突出。特别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日渐加重,清政府内政、外交一筹莫展,陷入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