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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改革和启示台湾地区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前身为1935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该法于1967年经全文修正，更名为“刑事诉讼法”，台湾法制史学者称此法为唯一在台湾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典。自1997年，台湾“刑事诉讼法”每年皆修，甚至一年“修法”两次，其间经历了诸多重大的刑事诉讼改革。正如林钰雄先生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后，台湾“刑事诉讼法”同时面临两段阵痛，处境极其错综复杂，既犹豫于“启蒙”与“三不”的抉择，又徘徊于“有效性”与“法治国”的路口。这种蜕变的迫切性，促使台湾“刑事诉讼法”的理论与实务，产生本质性的变革 从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改革的社会和法律基础、所处阶段、路径和进程来看，与目前大陆刑事诉讼改革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因此，了解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改革的路径及内容，对于大陆即将进行的刑事诉讼改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笔者根据台湾王兆鹏先生等学者的相关文献，大体介绍近年来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改革的主要内容，并从中总结出几点对大陆刑事诉讼改革的启示，以供借鉴 一、近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审判制度的改革 台湾地区的审判制度自始采用职权主义审判模式，实行数十年无人质疑，虽然目前仍是以职权主义为主导，但XX年“修法”大量引进当事人进行主义审判方式的内容，称之为“改良的当事人进行主义”，这主要是台湾人民对司法状况长期不满以及政治情势变化的结果。“修法”后，法院原则上不再肩负调查证据之责任，只有基于公平正义之维护或对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事项，法院始有例外之证据调查义务，且引进交互诘问等机制。总体上看这种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能够让法官认真进行审判，听取双方证据，而在“修法”前，法官可能已先行达成心证，因此无欲再作任何讯问或漫不经心。2、使法官只关注与案件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增强发现案件真实的能力 在此种改革下，台湾法院面临着严峻的案件压力问题，于是台湾“立法院”XX年3月在“刑事诉讼法”中又增加了协商程序，即案件起诉后，检察官可以与被告就科刑等事项协商，达成协议后，检察官向法院声请不经审判迳为判决。但只有非严重的犯罪始能协商，且在程序中，法官必须讯问当事人、告知当事人应有权利，确认当事人自愿协商并放弃应有权利后才能迳为判决。采用协商程序，台湾刑事审判更趋向于英美的当事人进行主义，远离传统的职权审判制度，法院未必要查清案件全部事实，只要当事人和解，且合乎法律要件，法院即可不再调查证人、证物。迳行判决被告有罪，体现了自愿协商和处分原则 (二)人权保障的加强 早期台湾的刑事诉讼注重真实发现，忽视程序正义，因此受到人权团体的指责。近年来，台湾已确认人权保障为刑事诉讼的重要价值，虽不能说胜于真实发现，但至少与真实发现同等重要。台湾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不断加强得益于以下两个因素 1、司法机关人权观念的增强及其积极行动 台湾早期的“大法官”对于人民“宪法”权利的保护较为保守，但至1990年“大法官”以251号解释宣告“违警罚法”为“违宪”，并至迟到1991年应失其效力，“大法官会议”开始行使所谓“违宪”审查权，积极保障基本人权，发挥了“大法官宪法代言人”应有的作用 除“大法官”外，职司审判的“最高法院”也开始积极捍卫人权。过去“最高法院”完全以实体真实发现为导向，欠缺“宪法”精神之认识，对于人权保障较为消极。自1998年起，“最高法院”开始具有“宪法”精神之认识，多次直接援引“宪法”为判决基础。有“刑事诉讼宪法化”的趋势。自此之后，刑事审判除审理“有罪与否”外，程序是否违法成为另外一个审理的重点，同时也促使执法人员重视遵守程序。XX年，台湾“刑事诉讼法”增订条文“搜查扣押经撤销者，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为证据”。这是司法实务走在“立法”前面的典型例子。“最高法院”另一个贡献是推翻有罪推定的判例，XX年“最高法院”第七次刑事庭会议，认为“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3706号判例具有浓郁的有罪推定色彩，系极端职权主义之见解，使法院兼具侦查延续及审判职权，与“刑事诉讼法”兼采当事人主义和无罪推定之现代法律思潮不合而建议不再采用，此举正式回复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 2、立法机关积极“立法”以加强人权保障 (1)对证据排除法则的承认 自上述1998年“最高法院”承认证据排除法则以后，XX年台湾“刑事诉讼法”增订416条2项规定：“搜查扣押经撤销者，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为证据。”明文承认证据排除法则。XX年又增订131条5项规定：“搜索执行后未陈报该管法院或经法院撤销者。审判时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为证据。”再一次强调证据排除法则。XX年又增订158条之四规定：“实施刑事诉讼程序之公务员因违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证据，其有无证据能力之认定，应审酌人权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