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法租界到嘉兴南湖游船.docVIP

从上海法租界到嘉兴南湖游船“开天辟地、焕然一新”，毛泽东曾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非凡意义。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史称中共一大）。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共13人（还有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分别代表了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会议进行中途，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会议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并最终完成了全部的会议议程。多少年后，曾见证和承载了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开天辟地大事件的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嘉兴南湖游船，成为青年一代和中外游客观光、瞻仰的红色景点。 中共一大选址上海法租界 中共一大为何选址上海？这一切看似偶然，实为当时最佳选择。经有关党史权威专家研究考证分析：“一大”选址上海主要源自三个因素：首先，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其次，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为了避免反动势力的干扰破坏，中共一大代表们对于选取可靠安全的会址、住宿场所动了不少脑筋。几经斟酌、权衡、考虑，大会的会址最终选定了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号（解放前改为望志路106号）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当时代表们基于这样的考虑：李汉俊与哥哥李书城住在一起。李书城早年追随孙中山，是老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北洋政府的陆军总长。中共一大期间，李书城正在湖北主持驱逐军阀王占元的运动。李汉俊兄弟住的两幢房子是沿街的里弄房屋，有后门通向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环境较为僻静。李书城的身份和“李公馆”附近的环境，对中共一大的召开能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 筹备中共一大的核心人物都居住在法租界，这也是代表们考虑的一个方面。中共一大的筹办，其核心人物有三位，陈独秀、李汉俊和李达。他们虽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19XX年前后，他们均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三个人中，陈独秀与上海的渊源最深。据史料记载，1903年陈独秀在上海居住了4个月。1915年6月中旬，他从日本回国后再次来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益里21号，在这里创办了《青年》杂志（后为《新青年》）。19XX年1月29日，陈独秀重返上海，依然入住法租界，地址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距离后来的中共一大会址不到两公里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1919年留日归国后来到上海。19XX年，他参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工作。19XX年秋，法租界望志路106、108号房屋刚建成不久，李汉俊就随兄长李书城从当时的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搬入 李达，湖南零陵人，曾两度留学日本。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他很早就研读马列著作，并向国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19XX年夏，李达回到上海，得知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便参与其中，并住入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寓所 不仅如此，在19XX年前后入住法租界，且居住地点与中共一大会址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还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近十位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作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的知识分子 环境因素是选址的另一个重要考虑。自戊戌变法后，中国的政治氛围逐渐形成了“北严南宽”的格局。五四运动后，北方的政治气候紧张，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后是陈独秀被捕。而南方的情况相对宽松。19XX年至1921年间，上海已吸引了一批政治、文化精英。特别是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更为明显。事实上，自1919年起，法租界已成为上海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报刊和社团的聚集地。无论是有国民党背景的《建设》、《星期评论》、《觉悟》杂志，还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创办的《共产党》、《劳动界》刊物，以及进步刊物的代表――《新青年》都集中于法租界编辑、发行。此外，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机器工会等也都位于法租界 有关档案资料显示，作为中共一大会址地的法租界的望志路106号，建于19XX年夏秋之间，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马路对面的南侧当时还只是一片菜地，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也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这里人烟稀少，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道路交通便利，治安管理相对宽松，综合各种因素，最终，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举行，也就顺理成章了 转移新会址――嘉兴南湖游船 1921年7月23日至30日，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时，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被迫停会。在被迫停会期间，从会场内转移出来的代表陆续聚集在陈独秀寓所里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在李汉俊的寓所继续召开会议肯定是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完成各项预定的会议议程以及代表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