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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思想理论建设奠基之作[摘 要]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科学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农村革命根据地怎么建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 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创造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等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农村革命根据地怎么建等历史性难题,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这两篇光辉著作,科学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与发展的问题,为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路和党的工作重心如何转移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走什么路”这一重大课题同时进行了两种不同探索:一种是以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为代表,仿照俄国“十月革命”模式进行城市武装暴动;另一种是以秋收起义为代表,在城市暴动失利后仿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在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历史证明,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是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成功典范。但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党的中央领导坚决反对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坚持城市暴动要“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的错误观点。受此影响,井冈山斗争遭遇了1928年“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两次严重挫折,根据地损失惨重。在困难和危急面前,有些同志“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1]P49“,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1]P100 在血的教训和悲观情绪面前,毛泽东深深感到:只有正确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与发展的问题,“才能既同那种怀疑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右倾悲观思想划清界限,又同那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在农村发动武装暴动的左倾盲动错误划清界限”[2]P326。为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他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大革命过程中工农士兵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第三,小地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红色政权不但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还会继续发展。第四,相当数量的正规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更是一个要紧的条件。此外,还需要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能够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等。据此,毛泽东以革命家的豪情和信心描绘了中国红色政权的胜利前景:“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1]P81这些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进行武装割据,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虽然,“就全党来说,这时还没有解决以农村为工作中心的问题,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解决这个问题奠定了基础”[2]P326 二、这两篇光辉著作,科学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理论生长点 我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在党的幼年时期,革命尚未完全展开,党对于开辟革命新道路和创立革命新理论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在革命实践中,党的早期中央领导人或者无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形势和时代的变化,照搬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规律的理论,提出所谓“二次革命论”,或者脱离中国的特殊国情,照搬列宁主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中国应该仿效十月革命走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提出所谓“一次革命论”。在这些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中国革命走了一些弯路,出现了严重的曲折。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不是工作上的失败。”[3]P2XX年1月15日,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刊物《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