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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和我国抗战史研究父亲刘大年是一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1982年日本文部省下令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把他“逼”上了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路上。至1999年去世，他陆续写有三、四十万字的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更参与规划、实施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建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建立、《抗日战争史研究》杂志的创建，以及多个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筹建抗日战争纪念馆 组建学会、举办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经济崛起的今天，已经是小事一桩。但在十几年前，在国家经济拮据、人们对抗日战争研究的认识还很模糊的情况下，则并非寻常。在父亲留下的与有关领导和前辈学者的往来信件中，我得到了这种感受 1984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大年同志：去年十二月，乔木同志曾指示北京市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政府指定文物局顾问陈鼎文同志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因乔木同志谈话时，一再提到如何进行，可多请您指导。他迫切需要向您汇报情况，并有些问题须向您请教，请您帮助，现特函介绍，务希接洽，并大力支持！此致敬礼！ 友渔 四月十四日” 张友渔先生在信中提到的胡乔木同志的谈话，是指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在视察卢沟桥时，对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意见。胡乔木为什么让找我父亲，没听父亲说过。或许跟日本文部省下令修改历史教科书后，当过八路军战士又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第一个发表文章严厉批判有关 父亲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虽然始自1982年对日本文部省的批评，但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应该说是在接到友渔先生信之后。1984年4月XX年同志：谨把议后修订的给胡乔木同志的报告抄送给您，请核阅，并盼答复我们，我们是很企望您给以大力支援，义举共襄。敬礼 陈鼎文上四月二十日” 两天后，父亲就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份赞成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信，并表达了自己对抗日战争对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的看法： “乔木同志：北京市文物局陈鼎文同志写给您的信，由他抄了一件给我，要求签注一点意见。他们建议在宛平城修建一个适当规模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我觉得完全有此必要。您去年十二月视察卢沟桥关于这个问题的讲话，我没有看到记录，自必阐述周详，高瞻远瞩。照我的认识，解放战争是中国一百一十年反帝反封建的总决战，它的胜利基础是由抗日战争所直接奠定的。在那以前，日本军国主义成了世界列强宰割、奴役中国的急先锋。打败日本侵略者，证明中国人民也可以打败所有帝国主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大觉醒的表示。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民族从长期受摧残、受压抑中第一次获得了精神大解放。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传统的光辉篇章，是我们民族恢复自尊自豪、锻炼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里程碑。过去、现在的经验，都证明建设两个文明必须一齐抓。革命精神、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四个现代化都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办好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件具体的事，但却是一件关系振奋民族精神的带有关键性的事。对这方面的投资，是对我们事业长远精神力量的投资。它将和物质建设投资一样，造福子孙后代。现在不办，后人甚至会责备我们。我赞成陈鼎文同志的信里所提到具体建议，希望能够实现。敬礼 刘大年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从1983年12月底胡乔木同志提议兴建，至1987年7月6日举行落成典礼，历时三年半。其间不仅完成了馆址居民搬迁、3万平米馆舍建设，还完成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14年间的一千余件抗战文物的征集与陈列；这在XX年前，应该说“飞速”了。这其中倾注了那一代抗日老战士大量的心血。纪念馆落成典礼那天，杨尚昆、胡乔木、万里、秦基伟、王震、廖汉生、洪学智、吕正操等老将军、老战士都去了。这里面当然也包含了作为抗日战争纪念馆顾问组成员的父亲的心血。记得他曾对我讲过，他以前在苏联访问时，见到苏联红军纪念碑前苍松翠柏繁茂，长明灯终年不息，令瞻仰者肃然起敬，情景使人终身难忘。1998年抗日战争纪念馆二期工程竣工揭幕那天，我陪父亲去参观时，见到一个半圆形大厅，沿墙排列着数十盏长明灯，立柱式灯座上，镌刻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国各阶层、各党派烈士的名字，仿佛一曲无声的交响乐，荡气回肠。父亲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设计得真好！他颔首微笑。我想这是设计师采纳了父亲关于为抗战烈士设长明灯建议 搭建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的平台 抗日战争纪念馆建起后，国人有了一个追思抗战英灵、缅怀抗战先烈的场所，但是还缺少一个对抗日战争进行深入研究的平台。还是胡乔木同志最早提出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据抗战馆1988年的《简报》记载，当年4月27日，胡乔木在审查抗战纪念馆卢沟桥事变半景画馆时，针对纪念馆的抗战史研究工作说：“关于研究机构，可以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