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和实施.docVIP

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和实施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开始于1950年 1949年底，日本中日贸易促进会给新中国的贸易部长发出信件，要求与新中国合作，发展中日贸易。1950年2月，中国贸易部副部长沙千里复电表示，欢迎中日贸易促进会来中国洽谈贸易。3月15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准许日本同中国进行贸易。这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暂时中断的中日贸易又逐步恢复起来，到1950年底，中日双边贸易额达470万美元。然而，就在中日贸易刚刚起步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10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2月6日，盟军总司令部决定中止中日贸易，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禁运”，刚刚起步的中日贸易又告中断 中日贸易中断对日本的影响很大。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其经济发展所需的煤炭、铁砂、大豆、食盐等原料在战前主要从中国进口。中日贸易中断后，日本只能转而从遥远的美国购买，这不但使日本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而且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削弱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为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迫切需要进口国外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因此，打破“封锁禁运”，恢复中日经济贸易往来，就成为这一时期中日两国贸易界的共同呼声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召开 1952年4月3日，来自49个国家的471名代表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厅，举行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别具一格的大型国际会议――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中日经济贸易关系逐步解冻。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的背景 1949年11月22日，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考虑，美、英、法等国经过秘密磋商后，决定于1950年1月1日成立一个不公开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其任务是制定禁运货单，限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输出战略性物资和技术，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称“巴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951年10月颁布《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以停止援助为手段，胁迫所有接受美援的国家执行美国的禁运规定，阻止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禁运物资。该法因由民主党众议员巴特尔提出，俗称《巴特尔法》 美国的禁运规定，破坏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关系。许多西欧国家不能继续同东欧、苏联进行正常贸易，企业处境困难；日本在美军占领下，中断了中日贸易；亚非拉一些国家受《巴特尔法》的束缚，也对东西方贸易持谨慎态度 为了反对美国的冷战政策，突破封锁禁运，沟通东西方贸易，世界和平理事会于1951年开始酝酿举行一次民间性的国际经济会议，并由奥地利、比利时、巴西、智利、古巴、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西德、苏联、中国等21个国家经济界代表组成发起人委员会，决定邀请各国经济界的代表共同研究“扩展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落后国家与工业国之间的贸易的可能性”。在得到了苏联政府将给予各国代表签证保证之后，委员会决定1952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国际经济会议 中国是国际经济会议的发起国，对筹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极为重视。为争取日本代表出席会议，1951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向大阪商船会长村田省藏、函馆船坞会长加纳久朗、长崎银行行长北村德太郎、原大藏大臣石桥湛山等10位日本经济界实力人物发出邀请，希望日本能派遣代表与各国工商界人士共聚一堂，讨论发展国际贸易问题。1952年2月14日，中国再次向日本民间经济代表发出邀请，同时明确说明在会议期间愿与日本代表商谈两国的贸易问题 中国的邀请得到了日本经济界的积极响应。加纳久郎、北村德太郎等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赞同发展中日贸易的建议。石桥湛山、村田省藏等人则在东京举行座谈会，研究如何派代表出席会议。然而日本政府对此的态度却是十分冷淡。日本虽于1951年9月签订了《旧金山和约》，但此时尚未真正独立，处在美军半占领状态下。受到邀请的日本有关人士原拟派大山郁夫、帆足计等19人赴苏出席会议，但日本外务省顾虑美国反对，以“时机不成熟”为由，劝阻大山等人不要访苏，并拒绝发放护照。出于无奈，日方绝大多数代表只好打消出席会议的念头 但破冰者总是有的，这便是日本的三位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高良富早年留学美国，1947年当选为参议员，时任日印协会、甘地和平联盟、日本妇联等团体副会长，热心于和平、文教、经济及妇女工作。1952年3月，高良富决定借出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之机，访问苏联，看望被拘留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并出席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帆足计，战前任日本产业协议会事务局长，1947年当选参议员，参加社会党，时任日经联事务局长和中日贸易促进会成员。宫腰喜助早年是一位会计师，战后当选为众议员，曾任国际贸易振兴议员联盟理事长、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常任理事。帆足和宫腰认为，这是一次访问“铁幕”后面的苏联的大好机会，决定利用其国会议员身份，积极筹划出国事宜 中日贸易原则达成共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