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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杨贤江和国家主义派斗争［摘要］杨贤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与各种错误思想及其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中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当时有重要影响。双方主要围绕中国落后归因及其解决办法、教育与救国关系、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三方面展开论战。通过斗争，不仅给国家主义派以沉重打击，还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革命和教育理论，从而为许多迷惘的中国民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关键词］杨贤江国家主义派斗争 杨贤江（１８９５－１９３１）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在积极投身革命的同时，潜心于教育工作及理论的研究，可谓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两种品质并且完善结合的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杨贤江与各种错误思想及其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其中与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当时有重要影响。国家主义派吸收和接纳欧洲的国家主义，提出“新国家主义”，积极鼓吹教育以国家主义为宗旨。他们打着国家高于一切的招牌，诽谤苏联，反对共产党和阶级斗争，主张学生埋头读书，不问国事。为此，杨贤江在《中国青年》、《学生杂志》、《少年世界》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与之展开论战。双方对垒旗帜鲜明，口诛笔伐，不可开交，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落后的归因分析及其解决办法 杨贤江与国家主义派都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贫弱，但对于导致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分析及其解决手段的选择却大相径庭。以曾琦、李璜等为首的国家主义派认为：“中国目前之大患，不在列强之压迫，军阀之专横，议员之无耻，而在多数国民无国家之自觉心”①；“回顾吾国，数千年之国民精神，已由东西潮流之激荡而震撼，浅薄学说之摧残而消亡。国人既失其中心信仰，人心即无所维系，而精神上的感应遂无从发生，猜忌之风、倾轧之习，乃不期然而然也，此国家所以纷扰之原因”②（Ｐ１５６）。因此国家主义派认为中国的纷乱是由于中国一般人没有高尚的共同的理想，是因国民道德堕落、自私自利、不管国政的缘故。国家主义派还认为，“吾国已贫弱万状，一线希望仅在于人心未死”，坚信“教育是改造国家惟一的工具”②（Ｐ１５６），因此他们认为挽救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国家主义的教育 针对国家主义派的上述观点，杨贤江指出，“这正是国家主义者认国家为社会进化最高形态应有的推论”③（Ｐ４６６）。杨贤江认为，国家主义提倡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品，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自可效力资本家所有的国家，但与被榨取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无关”③（Ｐ４６７）。更何况“爱”只有“衣食无虑”的时候才能靠得住。就像做父母的，谁不爱自己的子女，然当饥寒交迫时，他们不得不贩卖子女以求得生存，难道这能训斥这般做父母的没有爱心吗？“爱心本来是有的，但是饿死了”③（Ｐ４６７），其罪魁祸首到底是谁呢？因此杨贤江指出，国家主义派把国家的纷乱归因于道德的堕落，却未曾思考道德堕落的原因，实际上是颠倒是非黑白。当民穷财尽，没有饭吃的时候，道德无从谈起。更何况，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国家主义派所要维护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杨贤江进一步指出，我国国人道德的堕落，是由于经济的压迫，决非人心的变化。要谋补救，就要打倒军阀的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改造这个不良的社会，建立独立自由的真正民主共和国。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现代的社会组织不根本改造过，无论你怎样热心地救国，都是枉然的”③（Ｐ７３），而经济的独立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他指出，国家主义派所要救的是资本主义的中国，“纵使救国运动成功了，还不是一个强凌弱，富劫贫的世界”③（Ｐ７３），因此，他提醒民众不要上了国家主义论者的当，盲目地讲救国，谆谆教育青年及广大民众，只有通过革命，建立起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爱国、护国才有可能 二、教育与救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派明确提倡教育救国，他们认为教育是促进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根本方法。因而主张教育应有目的、有计划、有统一的精神，以国家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心、共同理想和意识。他们提出要通过教育“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陶铸国魂以奠定国基，拥护国权以延绵国脉”④（Ｐ５５５），即欲通过国家主义的教育来振兴国家，进而达到对外抵抗侵略，对内抑制国贼的目的。为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还认为教育界不必用“赔款、割地、租港、开埠等”国耻教材，“激起学者怀恨之心”，只要用“孔子之大一统主义”⑤（Ｐ８１）等历史资料或东方文化，就能够消除国民之间的宗教界限、阶级界限和种族界限，融洽民情。他们强调教育是国家事业，教育的宗旨是为全国培养国民，而不是为政党造就党员。“不许以一党一派一宗教之学说主张侵入教育，以维持教育之独立系统”⑥。凡危及国家存在和发展的主张，也都不许在学校作任何实际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