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川陕苏区利民政策和历史启示.docVIP

试论川陕苏区利民政策和历史启示［摘 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川陕苏区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两年零四个月，但苏维埃政府制订与实施了一系列的利民政策：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各种苛捐杂税；禁种、禁食鸦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普及教育等。这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川陕苏区的扩展与红军队伍的壮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川陕苏区 利民政策 历史启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红四方面军之所以能够创建川陕苏区并迅速使之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与中共和红军在这一带推行的利民政策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曾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1］（P48―49）川陕苏区能够在国民党政府、封建军阀和地主武装的四面包围中存在，确实“有其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而这“独特的原因”和“相当的条件”就是当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实行了一系列利民政策，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拥护 （一） 1932年12月底，被迫退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14400余人由陕南进入川东北，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迅速创建了苏维埃政权，并发展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大苏区。诚然，在川陕苏区存在的两年零四个月中，军事斗争始终是首要的，但稍作分析不难看出，苏区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为民众谋福利的原则，制订与实施了一系列的利民政策 1、打土豪，分田地。苏区建立前，川陕边区的土地高度集中，占人口9%-12%的地主，占有土地74%-80%。［2］（P183）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极其残酷。地主抽租一般是上田二八分或三七分，中田四六分，下田对半分。佃农除交实物地租外，逢年过节或地主有婚丧嫁娶、修房建屋等，须要馈送礼物，有时还需帮忙砍柴、挑水、抬轿。有的地主甚至在“佃约”上明文规定，佃户每年务必给主人作无偿劳动1―2月 红四方面军一入川便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并由红军工作队率领各乡苏维埃政府组织“打家队”、“打粮队”，去抄土豪劣绅的家。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先后颁发一系列文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具体措施与步骤如下：①成立“土地分配委员会”。②明确分配土地的政策。其基本点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以乡为单位，按照人口和劳动力的混合比例原则来平分，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能够做庄稼的壮年男女多分一点，老弱不能做庄稼的少分一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③清田亩，划等级。④分配土地，发给“土地使用证”或“田凭”。⑤查田查阶级，确保土地革命的果实落在贫农、雇农和中农手里 2、废除各种苛捐杂税。“防区制”统治下的四川，大小军阀各自盘踞一方，横征暴敛。盘踞川东北的军阀田颂尧、刘湘、刘存厚更加残暴，对农民课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甚至百姓家蚊帐的帐钩绳上拴的麻钱，也要收“帐钩捐”。杨森防区农民穿草鞋进城，要抽草鞋捐，打赤脚进城，又要征赤脚捐！［3］（P119）有的农户交不出捐税而被吊打时，还需给吊打费。当时,田赋本为军阀收入的主要来源，但附加税大大超过正税。就所谓赋税较轻的刘湘控制区：“1934年田赋约占各项总收入的19%，杂税占18%，鸦片约占12.5%，盐税超过11%。”［4］（P6―7）巴中县“契税”每1000串收征银75文，而附加于契税的各种费则收了115文。万源县每头猪收正税银6角，附加税6角9分。［5］（P1―28） 红军一入川便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约法三章”：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保障人民安全。［6］P156同时大力宣传“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保护穷人的利益”，“取消一切捐款”［7］P38。关于苏区财源，苏维埃政府主要采取没收、征发、累进税等方法，把财政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征收有钱人的税来办穷人的事，不要穷人出一个钱，这和国民党整穷人的苛捐杂税绝对不同”［8］P544 3、禁种、禁食鸦片。四川军阀为抽重税，强迫农民普种鸦片。农民若不种鸦片要纳“懒民捐”，不吸要纳“禁烟捐”。其中通江、南江、巴中的烟田约占土地面积的30%―40%［9］(P12)。川北农民吸食鸦片非常普遍。据不完全统计，“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鸦片，壮丁几乎找不出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这种嗜好，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百分之七十” ［6］（P162）。鸦片的泛滥，给当地人民精神和肉体上都带来了深重灾难 红四方面军一入川，就对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戒烟宣传。除了发布公告、布告外，各级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队深人城乡大力宣传，还召开各种会议进行戒烟动员，宣传队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