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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北京《大公报》(下)说《大公报》人才济济,主要指的是编辑、记者中能人众多。今天回忆起来,真是群星璀璨,目不暇给。说出一些名字,都令人不胜向往:范长江、孟秋江、杨刚、萧乾、朱启平、黎秀石、梁厚甫、张高峰、吕德润、高集、陆诒、李侠文、徐铸成、周太玄、查良镛(即金庸)、唐振常、季崇威、曾敏之、谭文瑞……但这些人与北京《大公报》基本没有关系,有的早在解放前就离开,有的在解放初期离开,个别人在北京《大公报》成立不久后调离。因此,我在这里讲的杰出编采人员,都是在北京《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间,有突出贡献的人 刘克林(1924―1966),《大公报》著名的后起之秀。1945年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就到重庆《大公报》工作,随后调上海馆。由于他才华出众,1948年就任编辑副主任,年仅24岁。他是个多面手,除擅长写文章以外,编报、做标题、安排版面都能出新意。上海、天津两报合并后,他任北京《大公报》总编室主任,兼国际部主任。他长于写政论性文章,无论是社论、国际评论,都是洋洋洒洒,气势磅礴。他文思敏捷,下笔千言。国际部有的同志写的稿子请他审改,他也同李纯青一样,常常在稿纸的空白夹缝间另写一套,使原稿所剩无几。但他改的确实比原稿高明,所以被改者也无话可说。他能写多种体裁的文章,但不大写散文随笔之类的抒情文章。去朝鲜战场写的战地通讯,也是满怀政治激情,赞颂志愿军的英勇,揭露美军和李承晚军队的残暴。总之,这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正因此,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看中,一定要把他调到中宣部,参加“九评”的起草,成为骨干的笔杆子。 “文化大革命”中,姚溱自杀,刘克林也神秘地突然坠楼。真是可惜、可悲、可叹啊! 潘静远(1923―1966),与刘克林是北京《大公报》的两位才子。一管国际,一管财经。潘静远曾在日本东京帝大读预料,回国后考进昆明西南联大,复员后又进了北大。但没毕业就忙着办杂志,跑新闻。他是北京《新建设》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联系北平各大学的著名教授,组织稿件,成绩卓著。他还兼上海《文汇报》的北平特派员。最后到了《大公报》北京办事处。他学识宏富,举凡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经济、社会都有所涉猎。他来北京《大公报》前写的文章,以文教、社会、政治方面为主,进《大公报》后,根据报纸以财经宣传为重点的方针,转向研究宣传财经工作。由于他知识面广、底子厚,人又聪明,很快在这方面就成为行家里手。他下笔快,一篇四五千字的文章半天就赶出来了。他是个胖子,文章也特别丰满。他很少写千字左右的小文章,一写就是两三千字以上。怪就怪在他的文章很难删,因为它没有赘疣或逻辑不严密的多余段落,不能整段地砍去。要想删,就要在一行一句里挤,这是很费事的。我曾多次编发他的文章,限于版面,总想砍短一些。但一动手,又深感压缩之不易。这也是他的一种文风。他在北京《大公报》任财经部主任多年,不仅自己钻研业务,还带出了一批干部。《大公报》走向财经专业报纸而有所成就,潘静远功不可没。后来,他被领导部门看中,调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因受批判和冲击而去世 张契尼(1922―XX年进上海《大公报》,最初任翻译,后来长期从事国际宣传。在北京《大公报》任国际部副主任。刘克林调离后,他就任主任,直到《大公报》被撤销。他书读得多,学术功底厚,又善于独立思考。因此具有较高的国际形势洞察力,能作精辟的分析、评论。他写的国际评论文章和社论,多次受到外交部的表扬。他爱书如命,一有闲暇,就到京城各旧书店淘书,这是他生平一大爱好。他放书基本不靠书架,因为书架容量有限。他就把书放在地上,一本本往上摞,能堆多高就堆多高。他是十足的学者型新闻工作者。1982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中,契尼和曹谷水、汪松年、萧乾、范长江、查良镛等60余人并列为“中国新闻界名人”,这是实至名归,非常合适的 李光诒(1918―XX年初调《大公报》任专职记者。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新闻、通讯文章。应当说他是真正科班出身的新闻工作者。1947年秋在重庆因政治表现过左,报社出于安全考虑,调他到天津馆当编辑,一度主编《大公报》天津市新闻版。从此我们朝夕相处,关系十分密切。解放后,我们一同参加《进步日报》的工作,与上海《大公报》合并后又一直在北京《大公报》合作共事。他长期担任副总编辑。他的特点是继承了老《大公报》的传统,精心编报之外,重视经营管理工作。他曾兼任副经理,一度还兼工厂部主任。难得的是他和胡政之一样,很有行政管理才能。晚上编报,不影响他白天过问行政工作。在《进步日报》和北京《大公报》的领导人中,一身二任,而且成绩卓著者,光诒之外无第二人。当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重视行政管理,不免影响写作。因此这期间他写的文章少些。光诒的另一特点是善于团结人,很有亲和力。报社无论新老,也不管是编采人员还是行政业务人员,他都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工厂中工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