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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关键一步(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 记者：彭真同志对制定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抓得很紧，他亲自修改这两个法律的草案，加了许多条。请您谈谈这两个法律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王汉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民事诉讼法，在世界各国都是宪法以外最重要的基本法律。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同志非常重视这几部基本法律的起草工作。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后，彭真同志即组织力量，着手起草这几部法律。到1957年6月，刑法草案已拟出第22稿，刑诉法草案已形成初稿，民法也开始进行起草工作。但是反右派运动后，认为法律会束缚手脚，有了政策就可以不要法律了。这样，虽然刑法草案到1963年已改出第33稿，但总的来说，起草法律的工作是放松了。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要祸国。“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应该说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制定出来有关系。粉碎“四人帮”后，历经“无法无天”祸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尽快解决随意抓人、关人、判刑的问题。所以，1979年初就抓紧制定了逮捕拘留条例。但这个条例只解决了刑事诉讼法中的拘留、逮捕问题，还有起诉、审判等问题没有解决。所以要制定比较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也只是解决刑事诉讼程序的问题，还必须有实体法。这就要抓紧制定刑法 记者：您前面谈到刑法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了草案，在1963年改出第33稿。这次起草时有哪些重要的修改和增加的规定? 王汉斌：法制委员会在抓刑法起草时，经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注意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增加了一系列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人身权利的规定。主要是： 严禁用任何方法、手段诬告陷害他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干部群众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任意诬陷某人是叛徒，某人是特务，某人是里通外国分子，进行残酷迫害。他们诬告人的规模之大、干部和群众受迫害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仅据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的，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诬陷、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就有425人，运动中受到迫害的有72万多人，被迫害致死的有3万多人。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要求防止这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为此，刑法规定，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的，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这就是说，诬陷要依”反坐”原则论处，只是没用“诬告反坐”这个词 严禁聚众“打砸抢”。“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打砸抢成风。人民群众很担心这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行为还会不会再出现。为此，刑法规定，对打伤人的就要以伤害罪论处，打死人的就要以杀人罪论处，抢东西的就要以抢劫罪论处 严禁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文化大革命”中任何群众组织都可以随便抓人、关人，搞所谓的“群众专政”。针对这种现象，刑法规定，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不依照法律规定或法律程序拘禁他人都是非法的。这就是说，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文化大革命”中那种随便拘禁人的行为不允许再发生 严禁诬陷、诽谤他人。利用大字报诬陷和诽谤好人，并对被诬陷、诽谤的人进行残酷迫害，是“文化大革命”中常用的方法。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强烈要求制止。为此，刑法规定了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包括用“大字报”、“小字报”，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以诽谤、侮辱、诬陷罪论处 严禁刑讯逼供。“文化大革命”中刑讯逼供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陷害好人，私设公堂、大兴冤狱，实行肉体和精神折磨，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以上这些规定，都是汲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才写出来的。而且，这些规定基本上都是彭真同志亲自起草的。所以，彭真同志常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现在的刑法就搞不出来。这些规定，都是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极为重要的规定，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人都能体会出这些规定的重要意义。人们经常说刑法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重要法律，这是对的。但我认为，刑法不仅是通过惩治犯罪来保护人民，更重要的是对保障公民权利作出重要的规定。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现代刑事立法很重要的内容 记者：那么，刑事诉讼法是不是也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作出了规定呢? 王汉斌：是的。针对林彪、“四人帮”集团横行时期那种滥行逮捕拘留、侵犯干部和群众人身权利的严重问题，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才有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拘留、逮捕的权力，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没有这个权力。这样，“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单位和个人随意抓人、关“牛棚”的行为就是非法的。根据这一规定，过去常常使用的“隔离审查”也不允许了。过去使用的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也有不符合规定的地方，所以彭真同志出主意，把它并入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