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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希斯 我从不是西方的一部分阿希斯#8226;南迪以一种非表演的方式，从各个方向展示了他的独特 当他在上海美术馆和复旦大学做完两场演讲，学生们说：“他很棒！”学者们叹服：“中国若有这样的思想者，大幸。” 阿希斯#8226;南迪（Ashis Nandy）1937年生，自幼成长于加尔各答。印度政治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在政治心理学领域，他将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非西方心理学理论、人类文化学派的理论和政治哲学引入对权力主义、女权运动、暴力、殖民主义、创造力、乌托邦和压抑等问题的研究 阿希斯#8226;南迪现任职于德里的发展社会研究中心，也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后殖民研究所杰出学者、高等教育全球科学委员会委员。1980年代起，他在印度和国际思想界声名鹊起，备受尊敬。XX年被英国《前瞻》杂志和美国《外交》杂志评为全球100名最著名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 南迪积极参与公民运动，被称为“印度的良心” 此前记者采访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注：孔飞力的门生）时提问：如果今天泰戈尔访问中国会说什么？杜教授答：“我想，像阿希斯#8226;南迪这样的人代表了今天泰戈尔可能会说的话；南迪可以被看作是今天的泰戈尔，一个更为复杂和细腻的泰戈尔。” 南迪身形短小而厚实，目光敏锐。他穿西装，但在通常应该配置领带的地方，系着一条印度风格的细长条蓝色针织围巾――这一下子将他从西装里提升出来 在离开上海的四五个小时前，他抽空去民国时期建造、如今尚存部分的新式里弄走了走。那里有他一贯关注的人群、场景和声音 暴力的本质是自恨 人物周刊：您是在加尔各答度过童年的，能不能谈谈那段生活？ （注：从1772年到1911年的140年间，加尔各答是英属印度的首都。它也是诗人泰戈尔和修女特蕾莎的故乡） 南迪：对于我这一代加尔各答人，记忆中有三件事是非常清晰的：一个是1943年的大饥荒，它导致3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农民；二是1946年8月从加尔各答蔓延到孟加拉邦其它地方――像比哈尔、旁遮普省――的暴力冲突，在这次暴力事件中，死了大概两百多万人；第三件事是1947年的印度独立，随之而来的是印巴分治，它导致XX年那次的暴力冲突，但当1984年甘地被谋杀时，那些锡克族人的影子又重新回到我的脑子里。我父亲那时候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我们家就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一栋旅馆的顶层，我亲眼看到一次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武力冲突。开始，我父亲把一楼腾空，让两百多个处于下风的印度教徒在那里避难；但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穆斯林被穷追猛打，于是我父亲就劝说二楼的旅客把房间腾出来，于是又拥进三百多名穆斯林――整个过程就像一出戏 我还目睹了这样一幕：父亲对一个警察说，你没有很好地控制暴乱的人群。没想到这警察一下子怒了，拔枪就射。那时候的警察都有明显的宗教倾向，如果是一个信奉穆斯林教的警察，那么穆斯林教徒闹事时他就不会有所作为；如果他信奉印度教，那么他会对印度教徒睁一眼闭一眼。这警察应该跟外面的暴乱人群同属一派，所以他会这样对我父亲。幸好子弹没有打中父亲，只是在我家玻璃窗上留下一个弹洞――长久地留在那里 人物周刊：台湾学者陈光兴说您继承了弗朗茨#8226;法农(Franz Fanon)的问题意识，您觉得在哪种意义上，您跟法农的精神是相通的？ 南迪：小时候，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也是推崇和向往武力或者说暴力的――在加尔各答这个地方，人们向往武力但总是不成功，于是被英国统治者划为较好管理的地区。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甘地反暴力的价值。甘地延续了法农的视角――法农是第一个真正深入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内心进行分析的人。这在非洲的许多文学作品中有所表述，像非洲人把“我思故我在”变成“我跳舞（非洲人喜欢舞蹈）故我在”――我太喜欢这句话了――作为对殖民者的一种抵抗 殖民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不把被殖民者当人，而是当作物，于是就会发生屠杀。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要研究大屠杀的原因。对19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某些估算表明，在所有被捕获的奴隶中，有1/3都死在了从非洲到美洲运输的路上。他们在流行病和虐待中死去，死得就像苍蝇。他们的尸体就像腐烂的食品一样，被丢弃处理掉。这在人类历史上最悲惨、最暴力的篇章之一，它告诉我们，人类对自己的同类能做出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行为 说到1943年的大饥荒，我后来才知道，当时不是没有食物，而是英国把印度的粮食都送到二战前线去了 我最近在研究种族灭绝的问题，一个不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是：在非洲西南部，有一个叫Holiday的部落整个地被德国人灭绝了。而当德国人屠杀犹太人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表示震惊和哀悼，有数不清的纪念，但他们在非洲做下的事，没人理会 在这些杀戮里，人已经不是人，而是数字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现代的暴力和屠杀？ 南迪：随着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