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战略、资源配置及抑制型通货膨胀.docVIP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战略、资源配置及抑制型通货膨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合理价格体系的形成会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计算上的困难，即无法准确计算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社会成本，尤其是当某种资源（原材料、设备、动力、消费品等）的紧张程度或者说稀缺程度与成本无关时；另一个是价格体系必须为计划目标――国家战略服务，当国家意志代替经济规律形成特定资源流向时，就强制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价格体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似乎并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可能。苏联数理经济学家康托罗维奇于二十世纪40年代创建了“客观制约估价”理论，以解决计划经济中，如何利用现代数学方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最优分配和利用问题。客观制约估价实际上是以模拟市场的方式形成资源和产品的价格以及符合经济原则的资源配置，相当于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影子价格”理论。“客观制约估价”和“影子价格”理论表明，借助现代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有可能通过非市场实践的途径得到与市场均衡价格功能相同的计划价格从而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即使不能得到每一种产品的具体价格及其随供求关系变化的不断调整，但至少能够形成各经济部门、行业之间的合理比价结构与合理价格总水平。 然而创建和使用这种经济数学方法的前提与目标是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宏观均衡，也就是说即使是由政府以行政计划手段分配社会资源，也应该遵循盈利最大化原则，达到与市场配置方式相同的结果，这显然常常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战略相违背，而以国家意志改变经济资源的自然流向又往往被认为是计划体制的优势。因此，计划价格体系问题就从有没有手段和技术条件形成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结构和水平问题，演变为有没有形成这样的价格结构和水平的前提条件和必要以及何为合理价格结构和水平的判断。 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贯彻执行实现工业化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不断把更多的经济资源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转移。 统计数据表明，从1953年至1978年的26年间，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工业的比重除了“一五”时期为43%外，其他都在50%以上，其中”二五”时期达到60%，工业固定资产原值迅速增加，1952年为149.2亿元，1978年达到3477.6亿元，增长22.3倍。而基建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配中，重工业合计占到89.7%，轻工业仅占10.3%，从而使新增固定资产主要在重工业部门积累，工业固定资产原值部门构成中，重工业由1952年74.2%上升到1978年的90.4%。与此同时，劳动力也快速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转移，在工农业劳动者构成中，重工业由1953年2.2%增长到1978年的9.2%，而轻工业由5.0%增加到5.3%，也就表明在包括由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劳动力转移在内的工业部门新增劳动力中，分配到重工业的占到了绝大部分。使得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每一职工占有的固定资产原值和全部资金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固定资产原值本身的增长速度。 将社会生产所有投入都简化成资本和劳动，引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f（L，K），（其L表示劳动，K表示资本，q表示产出），而按照中国既有资源构成和实际采取的要素投入方式，可以看出，在实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中，在尽量增加资本（包括动力、原材料、设备等）投入的同时，采取了一项以劳动替代资本的次级战略。表2显示出中国工业发展中劳动力投入的重要性，除“一五”时期、1963-1965年和1976-1978年外，其余年份劳动力投入对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程度远远大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这样，在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实施的资源配置方案中，始终贯穿两条主线，一是尽可能多地将经济资源用于生产和投资，而不是消费；二是将劳动作为资本的替代品，增加劳动的投入以弥补资本的不足，即使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是如此。于是相应地也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受到排挤和抑制，使得消费品供应能力增长受到严重制约，而随着传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打破、工业人口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提高，消费品供应和需求越来越多地将依靠市场供应和购买的方式来解决，由此导致了消费品长期短缺。二是在不断扩大生产领域劳动投入时必须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高劳动力成本直接导致生产成本提高而影响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高劳动力成本意味着更多资源将用于消费品的生产，这样就必须有效降低消费品价格，以维持劳动者低货币收入。面对这两个问题，对消费品实施行政配给、对价格实施政府管制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而这两种制度是融为一体的，又分别是抑制型通货膨胀在实物领域和货币领域的外在表现。 因此，当需要实施以市场经济原则看来既有经济基础和资源条件并不允许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改变价格的自然形成过程，建立特殊的符合战略需要的价格制度。虽然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一样，资源配置和价格体系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