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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经营之道及其对现代商业启示【摘要】 晋商的形成与发展确是一种罕见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在货殖、金融、企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辉煌的业绩与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晋商的经营之道，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总结和精神铸炼，是民族传统、时代韵律、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的凝结与升华。其对现代商业也必然有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关键词】 晋商；经营之道；诚信；团队精神；任人唯贤；创新精神 在明清及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商业、经贸和金融史上，晋商的形成与发展确是一种罕见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在货殖、金融、企业文化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辉煌的业绩与独特的贡献，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所逐渐形成的晋商的经营之道，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总结和精神铸炼，是民族传统、时代韵律、人文精神与地域特色的凝结与升华。其对现代商业也必然有很好的启示和示范作用。 1991年，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扬名海内外，而这一影片的主要取景地――祁县乔家大院也随之大火特火起来！接下来，山西的晋商大院如潮水般涌入了人们的视野，继乔家大院之后，曹家大院、渠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庄园相继露脸，奏响了晋中晋商大院文化交响曲，并以其自身的魅力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学者。2006年2月，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央视黄金强档的推出，更是把乔家大院推到了人们的视野之内。 国内外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对晋商这一中国历史上商帮极大的感兴趣起来。研究晋商和晋商文化的著作和学者也渐渐多了起来，以至于现在的晋商研究快成一门“显学”了。散文名宿余秋雨的《抱愧山西》更是把对晋商的认知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在文章中写到：“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1]然而，依旧是华丽的房檐，宽厚的门洞，余秋雨在感叹晋商辉煌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思考山西衰落的沧桑经历。余秋雨关注更多的是今天的山西人，今天这些大院脚下的人们。他写道：“乔家大院吸引着很多现代游客，人们来参观建筑，更是来领略这种逝去已远的人生风采。乔家的后人海内外多有散落，他们，是否对前辈的风采也有点陌生了呢，”[1]这里，余秋雨先生的感觉是极为准确的。乔家大院墙外的人们，或者是其他大院墙外的人们，他们除了看到前辈的辉煌之外，更多的是“在巨商的脚下做着最小的买卖”。[1] 晋商的过去已经有很多人在做研究了，他们的成长历程、文化内涵、衰败之路等等都有人涉及。不过现今对晋商现在性的研究还不是很多！特别是对他们对我们现在种种启示性的东西研究的人少之又少。如若我们结合他们的过去、现在综合研究，得出的东西可能会更有用一些。 从林林总总的历史文献和现代资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晋商的经营之道主要有几下几点： 1 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念 做生意、开票号，无疑是为了赢利、赚钱、增殖资本。晋商当然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晋商始终坚持同时严守诚笃与信义的行为准则，决不蒙虚欺诈、巧取豪夺、背信弃义。并且山西人受孔孟之道影响甚深，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晋商训道中一句流传最广的口头禅，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信义为本，禄利为末”。古代中国，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庙、关庙，很多关庙由山西商人所建。关庙作为祀奉关云长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义”二字。晋商与关云长乃乡亲关系，将关云长尊为财神，以其信义教育同行，以其武功希冀保卫自己的商业利润。并且各商号在号规中大都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 晋商史料中有很多不惜折本亏赔，也要保证企业信誉的记载，以致各地百姓购买晋商商品，只认商标，不还价格。清末，乔家的复盛油坊曾从包头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伙计为图暴利，竟在油中掺假，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售，代以纯净无假好油。这样商号虽然蒙受一些损失，但信誉昭著，商业越发繁盛。《乔家大院》中有一段话颇能说明一些道理：马荀颇为激动，回头大声问道：“乔家的祖训是什么？”“义！信！利！”众掌柜异口同声地回答。致庸点点头，振奋道：“对！我们尤其要记住，这三个字排在第一的不是利，而是义，乔家做生意讲究的是以义制利；其次是信，做生意要讲诚信，无信不立；这利只能排到第三位，按这样的顺序做生意才能称得上’厚德’，才能做得成大生意，你们一定要时刻放在心上！”。[2]“晋商笃守信用”这句梁启超说过的话，的确揭示了晋商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