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提升研究.docVIP

　　中国的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提升研究 第1章导论 1.1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济发展水平日新月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9.8%，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改善。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伴随而来，北京沙尘暴、太湖蓝藻事件，长江洪水泛滥等等，己经严重危及社会大众的身体健康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6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科学家公布了世界环境绩效排名，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列第94位。2010年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发布的《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报告2008))中提到，2008年我国生态环境退化成本达到了 12745.7亿元，占当年GDP的3.9%,其中环境污染成本为8947.5亿元，比2007年增加了 1613.5亿元，增幅达到了 22%，远高于GDP的增长水平；环境治理成本达到5043.1元，占当年GDP的1.54%;和2004年相比，环境退化成本增长了 74.8%，虚拟治理成本增加了 75.4%。因此，环境保护刻不容缓1。中国的发展面临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中国是当前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同时也是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面临着巨大的来自国际社会要求我国节能减排的压力，为促成国际社会达成后京都时代新的具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胡锦涛总书记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提出到2020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浓度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另一方面，真正的压力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要求，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依赖高能耗和高排放，这种以过度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注定是不能持续的。Kmgman ( 1994)和Young (1995)研究东亚经济增长时指出，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的投入产生的，和美国相比，发展后劲不足，后来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出现验证了这一预言。中国能否改变现有生产方式、顺利地完成从依赖要素投入向依赖技术进步的转变，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可持续、协调、和谐发展的关键。 我国提出环境保护的理念其实并不算晚，1972年我国就参加了世界环境保护大会，在历次五年计划的修订中环境问题都会被专门提出，环境保护工作还被纳入我国的基本国策。自2001年中央提出塑造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之后，2005年十六次五中全会更明确要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中更是指出要全面推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转变，积极探索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环境保护新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那么为什么国家三令五申保护环境，而我国的环境质量情况始终不尽如人意，甚至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呢？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制造业在我国的工业体系中还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于环境保护政策没有落到实处，环境监管水平薄弱。工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2%,工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9.2%，工业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6%和6.3%,平均消费了全国能源的80%，排放出全国二氧化碳的84%。因此，工业部门一方面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也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要控制环境继续恶化，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减少工业部门的污染物排放量。但要保护环境，单纯依靠企业的自觉性根本无法实现。因为环境作为一种公共品，外部性问题的存在注定其会被滥用，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参与其中，但是政府实行环境规制，必然在短期内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负担，产生出口减少、企业外迁、经济总量下降、失业率增加和物价上涨等现象，这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在当前我国企业面临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已显著上升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环境成本将使企业更难以承受。 波特假说的出现带来了另外一种思维，波特认为环境规制必然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的说法只是从短期和静态的角度观察问题得出的结论，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不是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小化，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新技术的出现将全部或者部分弥补因服从规制而带来的成本，而且，创新还能使企业在国际上占据先动优势，取得有利的地位。波特假说同样被很多事实所证明。那么两者孰对孰错？ 波特假说到底存在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核算规制的成本收益。规制的成本不难计算，但收益往往无法量化，因为不同于普通商品，污染物没有市场价格，因此削减污染物的收益无法体现。长期以来，仅仅考虑规制成本而忽视规制收益的计算方法，估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和环境规制强度之间的关系往往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