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学黄老思想及一代大儒董仲舒.docVIP

新道学黄老思想及一代大儒董仲舒一、汉初道家做人的道德准则和言行一致观念 司马迁曾概括说:“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当时因窦太后笃信道家而使朝野流行黄老之学,连朝中大臣也“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汉初主要大臣,如萧何、曹参、陈平、汲黯等也都“好黄帝老子之术”。而当时儒林博士申培公、辕固生等也影响了一批朝臣,如赵绾、王臧等形成一股势力,“隆推儒术,贬道家言”。两种思潮,不可避免要发生冲突。景帝时发生了以新道家代表的黄生与儒林博士辕固生的一场学术争论: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失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史记) 儒家主张顺天命,道家强调得民心,儒道两家争论不已。最后景帝开口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不是因为不懂得滋味;谈学问的不谈商汤和周武王接受天命,不是因为愚昧。”于是结束了这场争论。 在这一场争辩中,辕固生维护儒家主张君王行仁政的旧义,黄生则服务于新兴政权的需要,强调君臣上下之分不可颠倒。争论结果是儒家被屈,黄老思想获得了胜利。窦太后还罚辕固生去猪圈杀猪,辕固生差点丧命猪圈。 到汉武帝时,又一次发生儒道矛盾的激烈化。事情是这样的,汉武帝即位,支持儒学的郎中令王臧和御史大夫赵绾乘机建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并推荐其师申培公来主持此事。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传从。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申培公主张推行仁政,反对政治宣传。汉武帝很不高兴,但既然已经召来,就让议明堂事。窦太后不赞成儒学,她抓住了赵绾、王臧的政治错误,把他们扔到了监狱里,后来他们都在监狱里自杀了。申公因为生病,免去了惩罚。所谓明堂事也就不了了之。(见《史记)明堂,即大学,是属于监督执政的议政机关,这显然不符合控制思想的专制制度,旧儒学在当时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结局。 这一事件,一方面说明西汉王朝对学术宣传的重视,它允许不同思想在朝廷争议和辩论,允许在推行黄老思想的同时,设置儒学博士“具官待问”;另一方面又说明西汉对学术思想的控制,把学术思想上的斗争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学术思想宣传才被许可,否则就要被制裁甚至镇压,旧儒学在西汉初的悲剧原因正在于此。后来,窦太后逝世,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汉书)学术思想的发展随着政法建设和统治阶级对它的态度而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传播史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司马迁对西汉时期法家、道家和儒家之间的起落、兴衰,曾作过这样的概括: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 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 司马迁还引用他父亲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归纳,总结了新道家得以传播的思想特点:“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指出新道家利用了阴阳原理,同时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优点,并且接受了名家和法家的思想要点,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针对具体对象确立新的风俗,这样什么事都能迎刃而解,规则简单而容易操作,事情不复杂而效果好。从此中国的道家思想摆脱了空幻玄虚的境界,走上务实革新的道路。至于到魏晋时期,道家学说又出现了玄学倾向这是后话了。 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贾谊。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洛阳人,西汉初著名政论家。据《汉书:他18岁就“能颂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史记》称他20岁“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被荐为博士,参与朝议论,“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后因才遭妒,被贬谪到偏远的地方去,心中郁郁不乐,死的时候才33岁。他曾几次上疏陈治安之道,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掠。他认为“道德造物,德以道为本”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万物变化不息。他还提出“变化因时”的观点,认为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和法令。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