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在现代诗歌中之“求真”说.docVIP

刘半农在现代诗歌中之“求真”说人教版语文高二（新课标）的第二单元《中国现代诗歌散文鉴赏》诗歌部分有刘半农诗歌《小农家的暮》，选录了刘半农诗歌《小农家的暮》。诗中白描了暮霭渐浓，农家生活的场景： 她在灶下煮饭，新砍的山柴，必必剥剥的响。灶门里嫣红的火光，闪着她嫣红的脸，闪红了她青布的衣裳…… 而男人衔着“十年的烟斗”慢悠悠地从田里回来挂了锄，坐在稻床上逗弄亲人的狗，又踱到牛栏里看看，然后问妻子新酿的酒成熟了没有？屋外冉冉升起新月，孩子们聚在场上，望月数星，童声唱着歌谣： 一，二，三，四…… 五，八，六，两…… 地 上 人 多 心 不 平， 天 上 星 多 月 不 亮。 刘半农截取这些富有特征的生活画面，表现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所能享受的短歇的田家欢乐。诗中质朴明晰的形象，怡然恬淡的境界，浸透着诗人挚爱农民和农业劳动生活的感情。含蓄地把它寄寓在对一个小农家晚间生活场景这一“真自然”的白描之中，精心地勾画了一组富有中国乡土气息和田园风光的“真自然”的画面。沈从文对此评价说：“这种朴素的诗，是写的不坏。以一个散文的形式，浸在诗的气息。平凡地看，平凡的叙述，表现出一个平凡的境界。 可以看出，刘半农强调写诗要真实、自然，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这和他的古典诗论中的正确主张，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诗经》和《楚辞》就开创了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先河。 《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众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刘勰在《文心雕龙#8226; 明诗》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歌诗矣”；曹文值在《香山诗选序》中说“诗之根于性情，流于感触，而非可以牵强为者”；徐增在《清诗话……而庵诗话…四十四》中说：“诗贵自然。” 刘半农也十分赞赏陶渊明“能于自然界中见到真处”，钦佩白居易“能于社会现象中见到真处”。 他追求歌谣化诗歌创作，对歌谣体诗歌而言，自然、朴素、真诚一直是其重要的艺术特征。以中国古典诗歌体系中著名的《国风》、《乐府》为例，其不造作伪饰、直抒胸臆的手法充分表达了底层人民群众最为真实的感情，可以清楚地反映出百姓的喜怒哀乐。刘半农把来源于生活的真情实感，当做是诗歌的生命，鉴赏诗歌好坏的标准，故他曾高度评价古典诗歌中的《国风》是“中国最真的诗”，“以其能为野老征夫游女怨妇写照，十分真切也”，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原则，批判“现在已成假诗世界”。“明明是贪名爱利得荒伧，却偏偏做山林村野的诗。明明是自己，没甚本领，却偏喜大发牢骚，似乎这世界害了他什么。明明是感情单薄，却偏喜做出许多极恳挚的怀旧或送别诗来。明明是欲障未曾打破，缺席在空阔幽渺之处立论，说上许多可解不解的话儿，弄得诗不像诗。偈不像偈。诸如此类，无非是不真二字，在那里捣鬼。” 恰恰自古一直很盛行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的一大弊病就是弄虚作假。封建文人吟诗作对的目的原在于穷通利达。而穷通利达的本身又有其不可告人的隐私，既要作诗又要不可告人，因此只好借助于说假话。 刘半农偏爱歌谣虽始于性情，但终究是在歌谣那里找到了艺术的“契合之物”。刘半农视歌谣“只是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像文人学士们的有意表现，不失之于拘，即失之于假。自然的流露既无所用其拘，亦无所用其假，所谓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好而自好；这就是文学上最可贵，最不容易达到的境地”的看法，表达了其有意区别传统文人有意曲笔、做作的一面。他的诗歌理论之“写真说”，实际上也就是诗歌创作中的“写实主义”了，这意味着他实质上对新诗创作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要求。 在刘半农看来，歌谣的第一点好处，“在于能用最自然的言词，最自然的声调，把最自然的情感发抒出来……好在世间只有文字狱，没有歌谣狱；所以自由的空气，在别种文艺中多少总要受到些裁制的，在歌谣中却永远是纯洁的，永远是受不到别种东西的激扰的……”；而第二点则是“歌谣之构成是信口凑合的，不是精心结构的。唱歌的人，目的既不在于求名，更不在于求利，只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将个人的情感自由抒发。而这有意无意之间的情感的抒发，正的的确确是文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原素。”刘半农对待歌谣的态度虽不免过多浸润自身的主观情感，但其激赏歌谣“自然”与“真实”的一面周作人在1922年4月13日发表于《晨报副镌》上的《歌谣》一文中就曾强调：“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和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 在白话诗诞生初期，刘半农的“写真说”虽然指向了传统诗歌中虚伪的一面，但具体到写作之上，却涉及到如何客观、真实的表现社会生活现实，从而在继承《国风》、《乐府》“怨”、“刺”传统的过程中展现写实的风格。 刘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