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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转折点、要素价格均等化及产业升级[内容摘要]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理论推论相比，要素价格调整定理及要素价格非敏感定理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也对我国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发展的现实悖论做出了一定的解释。进一步审视我国的“现实体制”，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及其引致的劳动转移替代资本转移的强化，是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而“刘易斯转折点”的预期出现，将带来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的弱化甚至逆转。这要求我们必须率先通过制度引导实现产业的有效转移和升级。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点；刘易斯转折；要素价格均等；产业升级 一、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及其现实悖论 作为要素禀赋理论的重要推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FPE)指出，在开放经济中，国际间因生产要素自然禀赋不同而引起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将通过两条途径而逐步缩小，使要素价格将趋于均等。第一条途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直接均等化；第二条途径是商品的国际移动，它导致要素价格的间接均等化。这就意味着，无论交易国之间在生产要素的禀赋和供给方面有何差异，随着自由贸易的推进，工资率、土地报酬率及资本收益率在长期内都将趋于相等。然而，通过审视当前国际贸易的现实状况可以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隐含的要素价格趋同这一长期趋势在普遍意义上并未得以实现。这使得理论界越来越多地强调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本身的局限性，因为从该定理的前提来看，它所依托的技术不变等静态假设在现实贸易中无法成立，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动态变化所导致的一国比较利益格局的变化会扩大贸易的基础，而如果考虑到生产要素的非同质性，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就更加不具备现实性。 事实上，尽管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没有在贸易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实现，但这并不否认该定理的理论贡献及政策意义，也不否认该定理在长期内的有效性。Leamer(1994)指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仅仅是一种推论，要素价格的非敏感性(FPI)则更加真实地传达了现实贸易的结果。依据FPI定理，在一个国家，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的变化总体来讲是不敏感的，这使得产品价格可以保持不变。而要素价格调整定理(PFA)则基于动态角度对要素价格的非敏感性作出了解释，即产出组合的调整降低了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变化的敏感性，而一国经济开放程度越高，产出组合作出调整的机会就越多，从而要素价格对要素供给的变化就愈发不敏感。 依据FPI和FPA定理对要素价格变动的理解，作为开放经济下的贸易大国，中国贸易实践中的要素价格问题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以备受关注的劳动力价格为例，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特征的日益深化及对外贸易实践的不断推进，有学者指出，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所揭示的长期趋势，即便劳动力价格没有实现均等化，也至少在沿着不断缩小的轨迹运行；但与要素禀赋条件不同的美国相比，两国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这就构成了备受理论界关注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实悖论。但结合我国的开放型经济特征不难看出，FPA定理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现实悖论，从而对劳动力价格的非敏感性做出了一定的解释。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依据FPI及FPA定理虽然可以对劳动力价格非均等化的现实悖论做出一定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反映出我国劳动力价格长期较低的深层次原因。换言之，我国之所以在对外贸易中长期保持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存在于理论假设之外的“现实体制”是重要原因。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中国二元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基本现状，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角度阐释我国出现要素价格均等化悖论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现实论据，阐明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二、解读中国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基于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视角 从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前提条件来看，即便在开放经济中，劳动力的跨国自由流动也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从而要素价格均等化推论的实现需要漫长的演进过程。但与此同时，产品流动往往是放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贸易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差距应是不断缩小的。然而以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工资水平为例，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表明东部地区长期保留了承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国内区域间的劳动力价格差距考虑在内，东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仍然具有地区优势。具体来看，在我国31个省市的工业结构上，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大多是西部欠发达省区，而很多东部沿海发达省区则明显偏重于劳动密集型特征。这种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东部地区所呈现的这种长期的劳动力价格非敏感性，与中国的“现实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认为，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以及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劳动力跨地区转移是导致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长期非敏感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一国内部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