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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我国公诉案件移送方式改革思路摘要：我国目前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改革思路，是通过制度性变革走向起诉状一本主义并最终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但此思路目前存在难以跨越的障碍。笔者认为，只有回归到全案移送主义才是适合我国国情的选择，同时应建立相宜的配套措施来更好的维护辩护权利。 关键词：全案移送主义；起诉状一本主义；复印件主义；法官心证；辩护权利 中图分类号：D915.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3（c）-0058-02 公诉案件移送方式，是指检察机关在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将案件的相关材料移送法院进行审查的形式，目前主要存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的全案移送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模式的起诉状一本主义两种方式。作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重要制度，它直接关系到法官心证和被告人权益保护等问题，并对庭前审查和辩护等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选择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一、我国公诉案件移送方式的发展历程和改革思路 我国79年刑事诉讼法在公诉案件移送方式上选择了全案移送主义，96年修订后采用折中的复印件主义；即我国已经历了全案移送主义和复印件主义两个阶段，目前学界主流也是走向起诉状一本主义，并最终确立当事人主义诉模式。 原刑事诉讼制度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并以法院审查起诉为配套措施。原刑诉法108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对于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对于不需要判刑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实践中，检察机关通常将全部证据材料随起诉书移送法院，以方便承办法官进行庭前案卷审查。这种审查是涵盖程序性和实体性问题的全面而深入的审查,具有明显的法官职权主义特征，所以学者们担心法官在开庭前过多接触控方证据会产生庭前预断，破坏法官的中立性；导致先入为主、先判后审等现象,使法官在法庭上难以听取辩方意见而使庭审流于形式。 96年修订刑诉法吸收了起诉状一本主义的一些合理因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部分卷宗移送主义”，即复印件主义。现行刑诉法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该规定初期获得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追捧，但随后的评价发生了逆转，认为它不能有效防范法官预断、削弱了辩护权、浪费了诉讼资源，从某种程度上是制度的倒退。 目前我国刑诉处于转型期，对如何改革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可谓众说纷纭。部分学者希望对现有制度上进行改良，逐步过渡到对证据材料的纯程序审，并通过审前讨论会形式来建立预审法官制度；[1]也有学者认为应直接建立预审法官制度，实现预审法官和庭审法官的彻底分离，并辅之以证据开示制度；[2]当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取消复印件主义的公诉方式、借鉴日本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并辅之以专门的预审程序，确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 二、返回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国情看主流改革思路的困境 学界主流认为，在我国确立起诉书一本主义能有效防止法官单方面受到侦查、公诉机关的影响而形成不利于被告人一方的预断与偏见，能彻底断绝法官被无关联证据所误导的因素；能充分体现抗辩制庭审的理念,保障诉讼结构运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3]但是，起诉状一本主义作为当事人主义的一部分，其程序构建作用不能无限扩大，它必须和相关措施配合才能发挥功效；同时还涉及司法人员执法理念的转变，其难度相当大。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障碍： 首先、法制传统与当事人主义理念相悖。我国受儒家学说影响，从思想深处厌恶诉讼、喜好以和为贵、纠纷重在调解；而当事人主义源于决斗传统，[4]是典型的通过自身努力来维护自身权益。两者历史传统和习惯理念均不同，因而在刑事程序中分别形成为职权主义的社会控制模式和当事人主义的纠纷解决模式，可见起诉状一本主义的精神实质无法在我国实现。 其次、民族法感情倾向于实体真实。所谓法感情，就是指人们对法律采取的一种态度，法和感情的一种特殊结合。[5]民族法感情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传统中养成的对待自身权利和法律救济的态度。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实体、客观真实，实事求是观念深入人心，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以及司法人员的执法理念都贯彻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要变革为程序、证据真实，首先就要改变民族的这种法感情；否则，不论具体制度如何变化，都只能是“穿新鞋走老路”。 第三、现实国情不足以支撑向起诉状一本主义的变革。转变公诉案件移送方式并不难，难在要贯彻实施该制度就必须建立起一系列配套制度，包括为保护被告人辩护权利而在检察机关实施的证据开示制度、为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