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农村家庭办酒引起食源性疾病管理模式探析.docVIP

控制农村家庭办酒引起食源性疾病管理模式探析在农村，家庭自办酒席因其临时性、分散性和民间性的特点，导致了其在各个环节中存在食品安全隐患较多，家庭自办酒席所引发的食源性疾患的爆发已屡见不鲜。据不完全统计，本区1986年至今发生的影响较大的食源性疾病爆发有15起，其中5起是由农村家庭自办酒席所引起的，较为突出的是2000年2起急性肠道传染病爆发，1986年和1994年的2起甲肝爆发均是由家庭自办酒席引起的。 目前对于农村家庭办酒户的管理尚不完善，食品卫生管理部门很难掌握所有的办酒户情况，进行相关的指导，而且对于已申报的办酒户的指导，也多流于形式。因此，我们试图通过对农村家庭自办酒席中的相关厨师和群众的干预，以期达到减少中间环节污染、控制危险因素的目的，并对管理的模式进行相应的探讨。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择本区A镇的常住户籍人群作为研究的对象。对A镇中所有户籍人口及自办酒席的厨师和“茶担”人员进行干预。 1. 2方法 由专业人员统一编写教材，对厨师和“茶担”人员进行7个课时的课堂培训，2个课时的现场指导。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包括镇广播每月2次的广播稿播发，肠道传染病流行期每个村卫生室的2次板报宣传，以及挨家挨户发放5 000余份入户宣传资料，整个干预期为1年。在干预前后，对厨师和“茶担”人员进行食源性疾病的认知程度、行为改变情况的比较，对群众进行家庭办酒户申报知晓率、申报情况比较。干预前后分别对群众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认知程度抽查100户/组左右，申报率结合认知程度同时进行调查。 在干预前后对家庭自办酒席进行环节采样，每户办酒户采样样品包括刀、砧板、碗、筷、调羹、盘子、容器1、容器2、茶杯环节样9件，厨师和“茶担”人员手2件，凉拌菜和改刀菜2件，检测大肠杆菌和细菌总数，同时进行评价。 2结果 2.1基本情况 A镇在我区属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但办酒的形式基本仍沿袭了在家办酒的习惯。A镇有从事农村家庭办酒的厨师和“茶担”人员72人，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年龄段，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下为主，只有不到10%的厨师接受过正规的厨师培训。 2.2干预前后家庭办酒的申报知晓率和申报率 在干预前，随机抽取107户常住户，对户主进行调查，办酒申报的知晓率为8.4%，在抽查的107户中有10户在过去1年中自办了酒席，其中有2家进行了申报，均为乡村医生上门后进行申报的。干预后，随机抽查了105户，办酒申报的知晓率为60.9%，主动申报率为66.7%，均为主动申报（表1）。 2.3厨师、“茶担”人员食源性疾病的知晓情况及干预前后行为变化情况 72名厨师和“茶担”人员中，实际到培训现场并完成全程培训的共有42人。培训前家庭办酒申报的知晓率为14.3%，培训结束后1年再进行问卷调查，知晓率达到100.0%。2003、2005年的10月1―2日，各抽查干预前后的办酒户5户进行现场调查，干预前能做到生熟操作间分开的3户，现场操作的15名厨师、茶担中做菜前洗手的有3人，穿工作服的有7人。干预后有4户能够做到生熟操作间分开，16名厨师、茶担中做菜前洗手的有10人，穿工作服的有14人。 2.4干预前后食品及环节污染状况 在干预前后，各抽查5户家庭，采集现场的环节和食品样品65件，检测结果干预前细菌总数为 （56±7）cfu/cm?2，干预后为（30±6）cfu/cm?2，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3.30，P0.05）。 3讨论 农村家庭办酒中发生的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统称为食源性疾病）历来是卫生部门关注但又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对办酒户的管理多数仍沿袭由镇、村防保医生主动摸底调查掌握情况［1］，强制办酒户购买消毒药物的方法，办酒户很少主动进行申报，对厨师和“茶担”人员也缺少管理，具体的食品加工环节也缺乏有效的监管。 本文调查结果显示，在未进行干预前，群众对于家庭办酒需进行申报的情况知晓率很低，只有8.4%。通过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料，及当地的广播宣传，知晓率达到了60.9%，但是离人人知晓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申报的情况分析，有些办酒户即使知道自家办酒需进行申报，但多数会认为麻烦或者得不到有效的指导而不去申报。事实上在各村乡村医生上报的办酒户名单中，多数也是由乡村医生自己进行了资料的完善。办酒户对厨师的选择，大部分是从自己是否熟悉、手艺是否好等角度出发，而对于厨师是否经过正规培训，是否有健康证则不会列入要求，只有在其承办的酒席发生食物中毒后才不会考虑选择。因此，要使群众主动选择经过培训合格的厨师，实际上在目前情况下是难以实现。 对家庭办酒中食品（凉拌）和环节的采样检测结果表明，污染还是很严重，虽然在干预前后，环节及食品的细菌总数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