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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后发现原审判决计算剥夺政治权利期限有误能否抗诉［基本案情］ 钱某，男，1964年1月17日生，高中文化程度。 1986年5月31日，钱某因犯流氓罪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6年11月21日，钱某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假释考验期自1996年11月21日至1999年7月21日止）。2000年10月31日，钱某因犯抢劫罪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连同原判犯流氓罪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余刑1年11个月零22天，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千元，剥夺政治权利1年11个月零22天。判决后，钱某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并交付执行。服刑期间，钱某先后两次经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原判剥夺政治权利不变），于2006年3月20日刑满释放，并继续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 ［审判结果］ 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0年10月31日作出的原审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钱某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千元。 ［争议焦点］ 关于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有期徒刑犯减刑后发现原审判决计算剥夺政治权利期限有误的，是否需要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还是只需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对此，有以下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人民法院将前罪判决中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从假释考验期满之日起计算，导致剥夺政治权利期限计算有误，但并不影响案件的实体判决。由于钱某已经刑满释放，故应当采用检察建议的形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另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且造成已执行完毕的附加刑刑罚仍在继续执行的后果，故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裁判理由之法理评析］ 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对于有期徒刑犯减刑后发现原审判决计算剥夺政治权利期限有误的，应根据抗诉的法定基本条件、确有必要条件，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及时性的原则合理确定监督对象和提起方式。具体理由如下： （一）符合刑事抗诉的法定基本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205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需具备法定基本条件，即生效的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条中进一步明确，将“应当并处附加刑而没有并处，或者不应当并处附加刑而并处”的情形，纳入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或裁定在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范畴。根据条文的逻辑含义，这里的“并处”附加刑应当包含两种情况：一是人民法院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判决、裁定，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并处附加刑而没有并处，或者不应当并处附加刑而并处的；二是人民法院根据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并结合被告人之前的刑罚执行情况作出判决、裁定，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并处附加刑而没有并处，或者不应当并处附加刑而并处的。结合本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0年10月31日的判决误将前罪判决中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从假释考验期满之日起计算，判决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对本案提出抗诉是有法律依据的。 （二）符合抗诉的确有必要条件 提起刑事抗诉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二是确有抗诉必要。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了前一个条件；后一个“确有必要”条件则在《意见》中予以规定。《意见》第3条列举了不宜抗诉的几种情形，其中明确对“判决书、裁定书存在某些技术性差错，不影响案件实质性结论的”一般不宜提出抗诉，并提出“必要时可以以检察建议书等形式，建议人民法院更正法律文书中的差错”。作此规定原因在于，有的刑事判决、裁定尽管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的存在可能对案件的实质性结论并没有影响。如果对此一概提出抗诉，将会增加讼累，实际效果并不好1。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技术性差错”仅限于法条遗漏表述、行文错误、文字错误等范围。就本案情况看，剥夺政治权利期限计算有误并不属于“技术性差错”。因为，刑法确定了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三种附加刑。其中，罚金、没收财产是一种经济上的、可以用一定数量来衡量的刑事处罚，如发生错误可以通过归还、恢复原状等方式予以补救。而剥夺政治权利则是一种对实体权利的处分。相比前两种附加刑而言，政治权利被剥夺后，本该在特定环境下行使的权利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是不可弥补的，由此会对案件的实质性结论产生影响。从本案的实际后果看，一审人民法院不仅错误地让服刑犯长期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状态，而且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原审判决基础上作出两次减刑裁定，维持剥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