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萧何李善长仕宦中看封建社会.docVIP

从萧何李善长仕宦中看封建社会【中图分类号】G658.3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2）05-0018-01 在我国封建社会，丞相制度对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运行意义重大，一方面相权的行使离不开皇权，少了皇权的庇护，丞相实难“万人之上”；另一方面，相权的存在又意味着对皇权的分割与制约。在中国历史上，在丞相制度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历史上两位著名宰相萧何、李善长截然不同的仕宦之路便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萧何既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汉初名相。他主要的功绩在汉初著名的“功人功狗”之辩中得到了刘邦的肯定：“今诸君徒能走得曾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纵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从我，多者三两人；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后皆莫敢言。其功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起事之初便制定了取得天下的策略。在刘邦攻陷咸阳后，萧何帮刘邦制订了法令制度，完善了刘邦的“约法三章”，规劝刘邦要暂忍屈辱，韬光养晦，积蓄实力。当时他便向刘邦提议：“夫能拙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第二个重要的贡献便是在楚汉战争中推荐了大将韩信。时刘邦在汉中时，将士思归，东逃者很多，萧何不去追别的将领却偏偏“月下追韩信”，并劝刘邦拜他为大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萧何的眼光，韩信为刘邦取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便是在后方保障了刘邦的后勤供应。在汉朝建立初期，刘邦在论功行封时，在曹参与萧何谁为第一功臣这一问题上群臣的问题上与群臣之间发生了争执。最后刘邦还是封了萧何为第一相，其原因便是“夫汉与楚相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待陛下，此乃万事功也。”。 在诛杀频繁的西汉初年，不仅得已保全性命，还有所建树，萧何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不要封赏。二是协助刘邦处置军国大事，不违背刘邦，吕后的意思。第三则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设法自污。就政治人格来说，萧何谦虚谨慎，自奉简约，从不居功自傲，总之，从萧何一生来看，他无愧于汉初三杰之称”。萧何便通过这三条措施得已寿终正寝，善始善终。 然而，被明太祖朱元璋喻为“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的就李善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李善长，字百室，1314年出生于定远。在1354年朱元璋率领自己建立的军队进军滁州时，李善长慕名向投，而被当时重视人才的朱元璋所收容。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帝谓：“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明史“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同时赐以铁券，可免死罪两次。在封赏的诰命中，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功劳作了如下的评价：“东征西讨目不暇给；尔犯守国，转运粮储，供给器杖，未尝缺乏，剃繁治剧，和辑军民，各廉怨谣。昔汉有萧何，比之于尔，未必过也。” 开国初期朱元璋忙于统一海内，委李善长重任是形势之需，随着战事的减少，朱元璋感到位次人君的左丞相是他独揽皇权的一种牵制，因此对李善长怀有戒心。四年，李善长致仕，表面上是李善长年迈有病，实际却是朱元璋不满李善长的必然结果。 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李善长弟存义父子为胡惟庸党，太祖诏免存义父子死，但徙置崇明。监察御史又告他本人与胡、蓝都有牵连。李善长为营建私第向信国公汤和借卫卒三百人，被朱元璋侦知，以为是私自借兵，图有不轨 。李善长觉得”进亦疑，退亦疑，东西南北惟命之从，毋宁束身以听于上耳”，回到家里自缢而死。朱元璋亲自列其罪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拥有两张免死铁券的开国第一相也没有能够得以善终。 相似王朝的相似人物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个人命运，除了个体因素如萧何谦虚谨慎，自奉简约，没有政治野心，李善长居功自傲不懂得功成身退等一系列个体差异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宏观上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命运都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宰相制度的发展而注定的。 萧何的时代，正处于汉代制度承袭于秦，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政治制度。汉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是皇权和相权分权，从制度上说政府是由宰相领导。萧何、曹参等一批名相出现，在西汉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汉朝的丞相制度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时期，专制主义皇权还需要相权来实现君主意志。也就是说西汉初期还有用以分化皇帝权利的相权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还没有发展到不能容许任何力量对皇权进行分割的地步。萧何正处于此，再加上他个人的谦虚谨慎，自奉简约所以得已善终。而李善长生活在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的顶峰时期，皇帝的绝对权威已经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在儒家思想的推动下，已经成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丞相已经成为皇帝专制的工具，皇权早已不需要相权来集中。作为宰相的李善长恰逢此时候，当然免不了沦为皇权与相权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