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中学生超重、肥胖及抑郁症状调查.docVIP

南京市中学生超重、肥胖及抑郁症状调查【摘 要】目的：了解南京地区中学生超重肥胖现状及与抑郁症状的关系。方法：采用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对南京地区13个区县的56个学校的168个班级7161名在校的初一至高三的中学生进行抑郁症状评定。同时参考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筛查BMI值分类标准分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三组。 结果：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女生（超重：9.6% vs.5.4%，χ2＝49.835，P0.05）；Erermis等［2］使用两种心理学量表（CBCL和CDI）进行抑郁评分，结果土耳其肥胖青少年分值均显著高于正常体重者；瑞典的一项研究显示，肥胖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比例较体重正常者增加66.8%［3］；Mustillo等［4］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即肥胖男生罹患抑郁症的风险高（OR = 3.7）；Goodman等［5］对美国9374名青少年进行的1年队列随访研究发现，基线期的抑郁症状与随访期的体质指数Z评分呈正相关（OR = 2.05）。但也有相反的结果，两项德国青少年研究均未发现抑郁与肥胖关联［6-7］。以上关联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样本的代表性、样本量的大小、抑郁评估量表不同有关。 我国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居民膳食中热量摄入比例和静态生活方式显著增加，青少年肥胖问题日益凸现；且在我国传统应试教育体制下，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中学生的课业负担很重，可能导致了抑郁症的比例也不断增加。但国内关于超重肥胖和抑郁关联的研究较少，刘浩等［8］对上海某中学1145名中学生（12～18岁）研究发现，肥胖学生比体重正常学生发生抑郁的危险性增加45%，但经多因素调整差异无显著性。为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本研究于2004年10～12月对南京地区中学生进行了抑郁症状现况调查，为开展我市超重肥胖儿童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指导工作，提出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对南京地区13个区县的普通中学初一至高三年级在校学生进行健康行为的现况调查。抽样具体方法：（1）根据2004年度各区县分年级在册中学生人数占全市相应学生总人数的比例，确定每个区县各年级应调查学生人数及抽样比例；（2）根据班级在册人数及各区县应调查学生数，确定各区县各年级应调查的班级数；（3）以13个区县分别作为抽样单位，将每个区县的所有初中学校统一编号，随机抽取应调查的学校，然后再随机抽取各年级应调查的班级；（4）将6个主城区作为一个抽样单位，其余7个区县分别作为7个抽样单位，将每个抽样单位的所有高中学校统一编号，随机抽取应调查的学校，然后再随机抽取各年级应调查的班级。最终本次研究调查高中学校15所，初中学校41所，合计168个班级，共7161名。其中男生3537名（49.4%），女生3624名（50.6%）；初中生5084名（71.0%），高中生2077名（29.0%）；城区学生3410名（47.7%），郊县3751名（52.3%）；年龄为12～18岁。 1.2工具 1.2.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调查对象及其家庭的社会人口学信息、调查对象的学习情况、人际关系、生活事件及健康危险行为。 1.2.2儿童抑郁症状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中文版［9］ 美国心理学家Kovacs［9］编制的CDI量表是当前国际儿童临床心理学领域中常用的测量工具，其中文版已被证明具有较高的效度与信度［10］。共包括27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由三句话组成，分别列举了一般反应、中等抑郁症状和严重抑郁症状（如“我偶尔感觉伤感”、“我经常感到伤感”、“我一直感到伤感”），分别计0分、1 分、2 分，总分在0-54分范围内，得分越高表明抑郁水平越高。依据原量表常模，19分为确定抑郁的划界分。所有内容设计成统一的无记名调查表。由经过统一培训合格的流行病学医师在学校老师的配合下进行现场调查，学生班级为单位独立填写问卷，并当场收回问卷。 1.2.3超重、肥胖分类标准 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体重指数 (BMI，kg/m?2 )，根据中国肥胖工作组（WGOC）2004年制定的《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对每个学生分性别、年龄的BMI参考曲线诊断超重和肥胖，分为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三组［11］。 1.3统计方法 采用 Epidata 3.0 双轨录入数据，数据由SPSS 11.5 软件包进行整理与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比较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三组之间抑郁评分差异；以优势比（OR值）表达超重肥胖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采并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对可能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