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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及深圳市小学生抑郁症状及其影响因素比较【摘 要】 目的:比较合肥市和深圳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流行状况，探讨不同地区小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儿童抑郁量表对两市3224名小学生抑郁症状进行评定，问卷调查小学生家庭、学校和同伴社会支持水平及一般人口学特征。结果：合肥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1.9%，高于深圳市的8.2%（χ2 =10.37，P＝0.001）；合肥市、深圳市有抑郁症状小学生的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低于无抑郁症状小学生（合肥市有无抑郁症状小学生父母支持、学校支持、同伴支持得分及总分分别为3.6±1.6/5.0±0. 9、2.1±0.9/2.6±0.8、3.2±1.5/4.4±1.0、8.9±2.9/12.0±1. 8，均P19分者共341名，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0.6%。其中合肥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1.9%，深圳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8.2%（χ2=10.37,P0.01）。表1显示合肥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除了5年级外3、4年级均高于深圳市；合肥市男女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深圳市；市区、非市区合肥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深圳市。 2.2 两市小学生社会支持状况比较 合肥市小学生社会支持总分、学校支持分及同伴支持分均低于深圳市小学生相应分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合肥市小学生父母支持得分高于深圳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2）。对两地小学生依据CDI得分分为抑郁组（＞19分）与非抑郁组（≤19分），两地小学生社会支持各维度得分及总分，抑郁组各项分值均低于非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3）。 2.3两地小学生抑郁症状影响因素非条件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有无抑郁症状为因变量(无抑郁症状＝0,有抑郁症状＝1)，以性别(男＝0,女＝1)、年级(3年级＝1，4年级＝2，5年级＝3)、出生地(外地＝0，本市＝1)和社会支持各因子(实际得分赋值)为自变量，分别对两地小学生抑郁症状影响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各项社会支持均为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其中合肥市小学生父母支持保护作用最强，每增加1分可使抑郁症状发生的危险下降50%，学校支持与同伴支持得分每增加1分，小学生抑郁症状危险性可降低30％～40％；深圳市也以父母支持为最强保护因素，父母、学校和同伴支持得分每增加1分，小学生抑郁症状危险性可下降50％左右（见表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肥市和深圳市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为11.9%、8.2%，与郭兰婷和Larsson B相关研究结果相近［8,9］,低于汤?等［10］报道的2～6年级小学生17.17%的检出率，也低于合肥市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2］。结果差异可能与以上调查使用的抑郁自评量表工具均不相同，且调查对象的年龄与年级也不同有关；合肥市不同性别、年级及出生地小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均高于深圳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是与合肥市小学生获得的学校支持和同伴支持低于深圳市有关。此外，2所城市的社会文化环境、学校教育背景以及家庭教养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小学生抑郁心理症状的发生；合肥市小学生总社会支持得分以及学校支持和同伴支持维度得分均低于深圳市，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结果显示合肥市与深圳市小学生中有抑郁症状者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均低于无抑郁症状者，多因素分析结果也表明父母、学校和同伴社会支持在两所城市均表现为小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的保护因素。Nolan 等 ［11］ 报道良好的同伴关系可降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Stice等［12］报道缺乏父母支持可使青少年未来出现更多抑郁症状，且容易发展成抑郁障碍；Elizabeth等［13］研究认为良好的支持性学校环境可减少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本研究结果与以上相关研究结果一致，但性别、年级和出生地因素在本次调查中未显示出与小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的关联。提示可通过提高父母、学校和同伴支持水平，营造以学校为中心的家庭、学校社区支持环境来降低小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 本研究在深圳市仅选取了一个区的学校，缺乏代表性；分析中用社会支持原始分值来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可能不妥，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深入探讨。此外，本文仅探讨了社会支持与小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的关系，而对影响抑郁症状发生的其他因素未加考虑，对于社会支持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及社会支持是否能作为儿童抑郁症状发生的中介因素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本研究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提供调查问卷和资金支持，并得到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卫生监督所、合肥市和平小学、师范附小、屯溪路小学和西园小学以及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深圳市碧波小学、翠北小学、莲南小学和滨河小学的大力支持，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