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 要从史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docVIP

周锡瑞 要从史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有好几个问题，这位1940年代出生的学者沉吟良久，才徐徐开口回应。比如究竟为什么要执着于找出真相，以及，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在琥珀色的灯光下沉思半晌，然后跟我们分享思考的成果。周锡瑞的思考如此认真，他的答案如此真诚和亲切。至当时始知，倘若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一个文明、给世道人心、给微弱的理想，提供一些安慰和安全感，那或许就是学问的尊严和学者的精神。因为这些分享，在高峰之上，我们提前看穿了原野。以至于我在翌日寄周先生的感谢信里说，您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在您那里度过了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 他说选择中国历史完全是“偶然的”。当年想要寻一个大国作为研究对象，无非中印苏。结果研究印度的老师被肯尼迪派去当了大使；而苏联的一众研究者们看起来满腹牢骚。都不喜欢苏联。研究中国的，就“大不一样”。 要听不同的声音 东方养生：搞人文社会科学，重视数据和资料，较之搞情绪搞概念搞观念肯定可靠，不过最近我听说一种可疑的作法，有些人认为，数据或资料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做出不同的解释。这是不是很危险? 周锡瑞：从概念或从结论出发，再去找资料印证，这种说法和做法国内外都有。当然我不是这样的。义和团的那个研究，就是因为发现山东大学有五六十年代做的实际调查，所以我就决定要到山大去。那肘中美刚刚建交，第一批美国学生到中国来，许多标准还没定下来。地方上也不知道应该给我看什么，不应该看什么。我在山东待了将近半年，才开始看到资料。都需要批文的。我是特别重视原始资料，那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实地调查。 东方养生：这些可能得益于您早年所受的训练，当年费正清是您的导师，他对悠有这方面的影响幺? 周锡瑞：对。我所有的导师，都是特别重视原始资料的。我觉得中国比较优秀的老师，也同样非常重视原始资料。当然不见得所有的学生都会听、都会去下那个工夫。 东方养生：那么，如何避免资料或数据最终被曲解?倘若资料被按照主观意愿任意解释，而这些解释因为有了资料或数据的支持，可能更容易迷惑人。 周锡瑞：要有好多人看同一个资料才行。必须要有讨论，交流。才能纠正这些问题。如果完全接受某一个人对某一资料的见解，那就不行。一个文献的背景，它生成的具体原因，前后文语境，都要考虑在内。当然也可能会有误解或错误的解释，但按照一般的学术进展。经过交流、讨论，逐渐会形成对一个资料的认识上的认同。 东方养生：第一本英语词典的编者Dr.Samuel Johnson曾经有一句话：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说真话，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会听真话。您刚才说，要许多人看同一个资料，然后发表各自的意见，这是否意味着我们首先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习惯听到不同的声音。您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从您自己的实践、观察中，您是否认为这是一个挑战?是否中国学生，还不大习惯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他们是否更倾向于依赖某一个权威，并奉行他的指令? 周锡瑞：“学生各不相同。有些学生一直习惯听一个理论、一个立场、一个看法。他们就觉得那是真理，完全没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不知道那只是一个片面的解释、片面的看法。也有一些学生完全相反，《人民日报》说什么。他就认为是假的；官方说什么，他们就认为是骗人的。他一概不信。他觉得《南方周末》上的东西可以相信多一点，最可信的是外文资料。也有一些学生，能够听不同的声音，自己做决定。这类的学生可能是少数。最普遍的是习惯听某种话语，他们知道未必真实，不过不知道怎么回避那些框框而自己思考问题，可能想摆脱某些价值观和想法，不过他们做不到。” 东方养生：如果想摆脱那些框框，又摆脱不了，这样会导致我们跟真相、真理、观察和思想的真自由之间，始终都有距离。您觉得这样会不会伤害到个人的生活乃至于整个社会的进步? 周锡瑞：那是会伤害的。我觉得这是肯定的。听多种来源的信息，自己做选择，那个当然是特别理想的。不过这个特别难。要从史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 东方养生：刚刚说到，有一些人认为国外的学者做学问比中国学者好，您特剐不以为然。在您看来，国内的优秀学者，比如高华、沈志华，治学有什么共同点? 周锡瑞：特别扎实的研究，特别重视原始资料。沈志华家里堆有大量档案资料，从苏联弄过来的，各种期刊杂志、档案，以及地方档案馆找出来的。这些人都是特别花工夫的。我最佩服的学者，就是在到处找资料。比如中山大学的尚斌(音)，他从人家的日记中找资料来研究辛亥革命历史，到处找日记。他听到人家提起谁有日记，就去找，去买下来，去图书馆找出来。这些中国学者做得比我们好很多。 东方养生：在《改良与改革》中，您似乎不大同意福柯说的“话语就是权力”。福柯一度相当热，但您看起来并不喜欢。 周锡瑞：我并不是反对他本人和他的说法见解。我反对比较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