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对外传播中建构我国国家理念形象.docVIP

在文化对外传播中建构我国国家理念形象近来,一些西方媒体发出了“中国风险论”的“危言”，称“中国未来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地区安全问题而非经济层面”，并暗示中国的“风险”将殃及世界的稳定发展，美国智库、知名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还将我国列为2012年全球十大风险之一。① 从“威胁论”到“崩溃论”再到当下的“风险论”折射出的是我国形象在西方社会中的困境：承认国家成就却不认可国家理念，被扭曲和误解的我国国家理念形象正在成为一些国家和团体遏制我国正常发展的重要政治动力和舆论基础。在这样的形势下，进一步在对外传播中强化我国国家理念形象的建构已经成为从根本上改观我国总体形象的当务之急。 关键路径 视觉形象、行为形象和理念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国家理念形象居于核心地位。简要来说，国家理念形象就是国际公众对一国所秉承的主流理念的总体看法和态度。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形象的认可和接受，从根本上来讲是对国家理念形象的认可和接受。文化对外传播是建构我国国家理念形象的关键途径。 西方社会对我国国家理念形象的认知根植于文化层面。西方有关我国国家理念的基本看法，虽然集中显现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但其基本观点则在18世纪就已经形成了。从孔多赛、马嘎尔尼到孟德斯鸠，一系列的西方思想家从分析我国的自然环境到评价我国的国民性和社会制度，逐步地奠定了西方社会对我国形象的总体认识，流行于现代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中国风险论”则是这一总体认识在现代的延续。东方学研究表明，西方社会关于我国理念形象的建构具有非常明显的文化属性：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始终是将东方作为与西方文化相对的“文化他者”进行形象描述和建构的，其关于我国的形象话语已经内化为西方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成为西方确立自身文化进步与优势地位的一面镜子。②西方社会对我国国家形象、理念形象近两百年建构的背后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博弈，想彻底改变我国在西方世界中的理念形象，势必要从文化层面入手。 对于始终谋求和平崛起和成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国而言，文化对外传播是当前建构我国国家理念的适宜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对外传播是对我国理念形象的“深度传播”，广泛包含我国历史、社情等要素的我国文化可以为建构我国国家理念形象补充必要而丰富的“语境”，使国际社会能够在更深的层面上了解和接受我国的理念形象；文化对外传播是对我国理念形象的“魅力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为我国国家理念的表达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使文化的魅力转化为国家理念形象的魅力；文化对外传播是对我国理性形象的“柔性传播”，文化传播可以有效淡化西方社会强加给我国国家理念的“意识形态”色彩，减少国际受众对我国国家理念不必要的戒备心理，在平等沟通和相互理解的文化共鸣中实现对我国国家理念的有效传播。 基本策略 在文化对外传播中建构我国国家理念形象应充分借助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我国当前发展的瞩目成就，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中国文化―中国理念―中国成就的同频共振，这一基本策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对我国传统与现代文化 的科学整合。所谓文化整合，是指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在经历较为剧烈和快速的社会变迁，在自身文化历史因素和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下，我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文化失调”现象，如何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等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形势下，对我国传统与现代文化进行整合将直接影响到我国对自身文化的“自知”程度，这是在对外实施文化传播中有效建构 我国理念形象的重要前提。正如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和“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发展和未来。 立足于中华文化整体开展对外文化传播。我国开展文化对外传播，应充分注意到文化自身发展的延续性和整体性，避免将国家理念仅仅承载于建党或建国以来的文化成果和文化主张，而应着眼于中华文化整体向世界说明：我国的现代建设成就缘于我国的国家理念，这一国家理念不仅包含于我国长达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包含于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我国现代文化之中，我国的国家理念既非对传统文化停滞的继承，也不是对外国国家理念的照搬照抄，而是我国作为一个文明主体在文化上不断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证明，具有五千年积淀的我国文化，在理念层面上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德治国等思想，与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理念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特别是在全球人与自然关系紧张、战争危机四伏、价值认同日趋多元的形势下,我国文化显然可以为寻求世界不同文明，以及人与人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