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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及诸葛亮人才观对比诸葛亮用人的短板 作为史上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的诸葛亮，在政治、军事领域的成就早已彪炳史册，但是其光辉业绩却难掩其在主政蜀汉政权之时用人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诸葛亮在用人上的最大败笔当属其大力扶植起来，又使其北伐大业付诸东流的马谡了。 诸葛亮与马谡一家关系非常亲密，他与马谡形同父子。再加上马谡本人的确有才能，还曾在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时候提出“攻心”之策，为诸葛亮消除了日后北伐中原的后顾之忧，所以，诸葛亮在马谡身上寄予了事业接班人的厚望。对马谡过高的期待，让诸葛亮将马谡放在了一个其并不擅长的舞台上。这个毫无实战经验的参谋天才在与曹魏名将张郃的街亭一战中输得一塌糊涂，使诸葛亮的北伐大业遭受重创。马谡也因此役兵败，被大失所望的诸葛亮斩掉了脑袋。此外，诸葛亮临终之际启用的姜维也难当大用，在蜀汉政权大厦将倾之时，未能力挽狂澜。 具有文韬武略的诸葛亮为什么会在用人上犯下不能“量才而用”的失误呢？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他狭隘的政治圈子意识作祟的恶果。 蜀汉政权建立之初，军政官员的构成主要来自4种地方政治势力集团：涿州势力、荆襄势力、益州势力、凉州势力。涿州集团是刘备从涿州起兵到寄寓荆州之前依靠兄弟朋友情谊形成的政治势力；荆襄集团是刘备寄寓荆州刘表之时拉拢而成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是诸葛亮、庞统、蒋琬；益州集团是刘备进入巴蜀之地后接纳的刘璋旧部和益州当地豪强、士人所形成的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是法正、李严；凉州集团主要是由与曹操作战失败后入川归附的凉州名将马超及其部属构成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实力较小。 到诸葛亮被刘备临终托孤之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力量已经重新整合，形成了新的政治局面。涿州集团和凉州集团衰落，蜀汉政权的政治局面逐渐演变成了荆襄势力和益州势力两元并存的局面。尤其是荆襄势力在诸葛亮的经营和培植下更为膨胀，在与本土益州势力的对抗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虽然刘备对荆襄势力一支独大之势看得一清二楚，从稳定政权的立场出发，向诸葛亮临终托孤，但即便如此，刘备还是将益州势力的李严作为了仅次于诸葛亮的托孤重臣。 诸葛亮主政之后，对荆襄势力的经营就再无掣肘了。很快他就通过政治手腕大力削弱益州势力，尤其是重点剪除益州势力中能够对其构成潜在威胁的代表人物，其中典型的案例就是以整顿朝纲为名罢免了托孤大臣李严。 同时，诸葛亮大力提拔近臣，并委以重任，确保荆襄势力的主宰地位。诸葛亮这种立足于狭隘集团利益的出发点，让他在用人上难以做到“量才而用”，而是将一些人安置在了无法胜任的位置上，这才有了启用马谡的败笔。 终其一生，诸葛亮也沒有意识到其执著于经营荆襄势力的危害性。即使是到了临终之际，荆襄势力中无具有大用之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他宁愿启用凉州的姜维作为他的接班入，也不愿意启用益州势力中的实力人物。 诸葛亮的这种用人方略无疑对日后蜀汉政权的政治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诸葛亮用人上的失策，使后期的蜀汉政权缺乏政治凝聚力，让益州当地士人对其的认同程度降低。在曹魏攻蜀的时候，对蜀汉政权拥护度不高的益州势力多不关心蜀汉生死，这和荆襄势力对曹魏进行的殊死抵抗形成了鲜明对比。 曹操用人的成功之策 反观同在三国的一代枭雄曹操，则较少受到狭隘政治势力集团意识的束缚，在用人韬略上比诸葛亮显得睿智得多。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在军阀混战的争斗中有所作为，在吸引天下人才上大做文章。他一改东汉以门第取人的传统，在短短7年当中，先后颁布三道“求贤令”，明示天下：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不论是寒门还是世族，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只要愿为其所用，曹操都能兼收并用，并不偏废。这一用人举措改变了士族豪强垄断政权的局面，使社会中下层庶族地主中的优秀人才广为其用。因此，曹操周围聚拢了比其他集团多得多的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治国人才。 正是由于曹操士族人才政策的这一导向，才使他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北方士族的广泛支持。也正是基于此，曹操在后来即使杀了一些士族代表人物，如边章、孔融、荀彧、杨修、许攸等，对其霸业和个人名望造成了一定影响，也沒有激起大的政治波澜，更沒有影响到北方士族阶层对他的拥护。 在任用人才时，曹操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做到“量才而用”，使人才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如荀彧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韩浩、枣祗等劝曹操推行屯田，发展生产，解决军粮问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集众人之智慧，最终打败袁绍，统一北方等等。 正因为曹操知人善任、兼收并蓄，他的身边才聚集了来自各种途径的人才，既有主动投效的人才，如荀彧、郭嘉、桓阶、贾诩等人；又有投降的敌将，如徐晃、张辽、张郃、庞德等人；也有归附的地方豪强，如任峻、李乾、李典等；还有通过推荐得来的人才，如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华歆、王朗、荀悦等；还有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得到的士人，如袁溪、张范等